美国再工业化重在提高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自从人类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制造业就成为了社会财富创造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2009）指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导致了人类物质文化在过去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而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变革和发展制造业，李寿生（2001）认为，制造业将始终是人类社会的“首席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更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制造业始终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而且，制造业在所有经济部门中具有最高的乘数效应，在其中每投入1美元，就会额外增加1.4美元产出(NAM，2016)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应该处于核心地位。

一国的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其内在的各产业之间是持续互动的。在这互动中，制造业起主导作用，制造业带动农业的发展，支撑农业的工业化，进而促进农业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对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造业的发展派生出巨大的服务需求，进而带来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又通过市场需求的拉动和生产要素的供给等途径来助力制造业和农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人类工业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科技创新是制造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制造业也是科技创新的主要物质载体，人类社会三分之二以上的科技创新来自制造业。大量的创新资源集聚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创新，赋予其充足的内生发展动力，使制造业持续地创造大量、多样化的产品和足够的财富，这不仅能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也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且，在产业关联机制的作用下，制造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进而使一国的国民经济形成了一种以创新为基本动力、以制造业为核心、以产业互动发展为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制造业凭借创新的动力和产业关联机制，以完善的市场体系为平台，有效地控制、支撑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不断地塑造、强化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二战后，即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26%，占全球的比重约为50%，强大的制造业支撑了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然而，20世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制造业是夕阳产业，纷纷把国内的中低端制造业进行外包，转而强调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开始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从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快速下降趋势，到2007年，下降到11.7%，而服务业占比却高达80%以上。在这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的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逐渐脱离了制造业，流向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并使金融出现了创新过度的现象，服务业占比也一路高企，而制造业领域则开始萎缩，美国呈产业“空心化”特征，社会上并出现了“逃离制造业”文化。因此，基于历史的视角，整体上来看，到21世纪初期，美国国家经济出现了“虚拟化”和“肥胖化”特征。这凸显了美国国内产业发展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之间严重失调，制造业失去了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美国国民经济也就逐渐呈“病态化”趋势，开始走向衰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制造业的价值，对去工业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乔•瑞恩、西摩•梅尔曼（2009)尖锐指出，现代经济的中心是制造业，而非金融行业，美国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经济体，而是需要一个真实的经济体。而且，制造业是实现国家贸易优势、创建强大国民经济的必要条件，其衰落必将导致国家经济不断虚化和弱化（斯米尔，2014) 。而美国制造业过去长期的外包，使美国经济变得虚弱（Hall，2010），美国亟需一场制造业的“文艺复兴”（ 皮萨诺，2014）。因而，2009年奥巴马总统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强调重振美国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

美国再工业化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互动的过程，凸显了创新是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唐志良，2012）。奥巴马总统也多次强调，创新是美国赢得未来的关键。为此，奥巴马政府围绕创新，从国家创新战略的构建和调整、立法、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教育政策、新能源政策、外经贸政策等多方面来进行制度支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强化国家硬实力，抢占人类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产业和技术制高点（唐志良，2017）。2017年1月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强调“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力推海外资本回流，继续大力推进国家制造业体系重振。美国再工业化坚持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采取各种优惠措施来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国内，完善国内制造业产业链和产业公地，为制造业创新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传统优势，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引导国内外人才、资金等各种优质创新资源汇聚先进制造业，强化制造业创新，相对弱化金融创新，使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为制造业发展服务。因而，美国正试图重点聚焦制造业创新，重塑制造业在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强化金融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激发制造业的内生活力，促使制造业不断创造多样化、多层次的物质产品，提升其他产业对制造业的依赖性，强化制造业对服务业等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进而提升制造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力和控制力，为美国打造一个具有强劲内在动力、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强壮、健康”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过去那种以虚拟经济为核心的“虚胖”的国民经济体系）。

美国再工业化重在提升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这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启示。我国制造业现在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和强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核心地位，以及如何有效处理和把握制造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动态关系成为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上普遍性偏重于关注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这种表面性指标，而在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这种内在性关系方面则有所忽略。因此，我国在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程度方面需要加强研究，基于产业关联的基本原理，构建相应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来对制造业对国民经济体系的控制力大小进行衡量和评价。通过科学的评价，一方面能确保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中心地位，防止我国经济体系的“虚拟化、肥胖化”；另一方面，能够根据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情况和对国民经济体系的控制力大小，来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配和利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现在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同样强调以创新为核心。这需要我国积极跟踪和关注美国再工业化的进程，借鉴其有益做法，紧紧扣住“制造业对其他产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有效控制力”这个核心元素，来有效聚焦我国制造业创新，为我国构建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健壮”的国民经济体系。（长沙理工大学：唐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