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声远去的吆喝声（一）：套鞋雨伞好修（散文）
文/潘国尧
卖什么吆喝什么，这是一个商业定律，无论是吉普赛人还是威尼斯人，或者是犹太人，甚至中国的犹太人温州人，最早的生意经里都少不了那种招徕客人的吆喝声。
留在老衲记忆深处的是那些读书割草岁月中总是能听到的吆喝声：
“豆腐来——”这是最直接的，不花哨，明白，卖豆腐的来了！豆腐在吆喝者那里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豆腐佬的挑子上不下十来种的豆制品：水豆腐、老豆腐、香干、素鸡、霉千张……当然豆腐来了不等于你就有的吃了，好在那时可以以黄豆换豆腐，另外再给卖豆腐的一分或两分钱加工费就成了。所以豆腐佬的吆喝声是每天在村里都能听得到的。
“鹅毛鸭毛好收！”正宗的绍兴腔，那时也曾经疑惑过：为什么不收鸡毛呢？事实上他们也收鸡毛，但仅限于那种尾巴上总是鲜艳地竖着几根旗帜的“鲜鸡”毛。后来才弄明白，鹅毛鸭毛是那时给大官或者有钱人做鸭绒被羽绒衣的，也有一部分是出口赚外汇的。鸡毛收去了顶多做个鸡毛掸子，所以不值几个钱。
偶尔在集市上也有唱歌一样精彩的吆喝声，比如收破烂的这么唱：破布破鞋头，烂铁烂钉头，凿落的马桶楸（箍），刴落的烟锅头，鸡胗皮牙膏壳裸换糖吃哉！写成白话好象不是很精彩，但是用宁绍一带的方言吆喝起来，抑扬顿挫，旋律感十足，上面的这一段绝对胜过那时流行的样板戏唱段。
农家人贱，钱少，那个时代一般很少主动消费，因为果腹的玩意自留地里基本都有，所以一般卖东西的摊贩到村子里来的并不多，倒是那些生活用品老是要用坏，来村里修修补补的匠人就比较多，于是那些匠人的吆喝声也成了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其中梅雨季节里穿村走巷最多的要数那些修鞋修伞的匠人了，这是因为这个季节总是阴雨绵绵，地里的活没法干，男人们闲得蛋疼，就被主妇们赶出家门到各村碰运气；也是因为天老是下雨，各家的雨具不够用，只好把那些舍不得扔掉的破旧雨具翻出来修修补补继续用。
于是，梅雨季节村里就多了这样的吆喝声：“有套鞋（雨靴）、阳伞、雨伞好修——”。
这种吆喝声多，除了上面那两个原因外，还因为修这些玩意工艺并不复杂，特别是修雨靴的活，一般看几眼也就会了。但是修雨靴必须有一样“高科技”弹药，这就是胶水。不少男人敢于出门去兜售修雨靴的生意，基本上是手里有这个“弹药”。现在都出现了那种能把大理石粘贴到钢架上的强力胶水了，而且在化学助剂的产品家族中，全球已经有数以几十万计的品种了，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那些年月，一管眼药水那么细的胶水还是比较难搞到的，一个县里可能也就是县城的五交化公司门市部里才能买到，而且死贵，大概要一块多钱每支。
修雨靴的工艺真的很简单，师傅随身带的一般是这几样东西：一把用帆布水管皮制成的小马扎；一个形状类似“7”字的铁扎；一只工具箱，里面也就是几把大小不等的锉刀、剪刀，几张黑色的汽车内胎皮或者粉色的自行车内胎皮，再就是已经被挤了又挤的几管胶水了。
干活的时候，师傅先在雨靴漏水的洞口附近挫出毛糙的一个黑块，然后再在工具箱里翻出旧胶皮，剪一块与靴子漏洞边上同样大小的皮，在铁扎上用锉刀使劲挫薄了，再涂上一点点胶水，然后放在一边凉着，过个三五分钟后再贴到破洞口上，把靴子套到铁扎里，使破洞口朝上，拿锉刀柄在补上去的那块皮上敲几下，一只雨靴就算修成了，当然这是只有一个破洞的雨靴。按照当时的行情，补一个洞大概是5分钱到1毛钱之间，如果主人家里有那种自行车内胎皮，或者黑色的胶皮，是可以用皮来代替修理费的。
因为自行车内胎皮是粉红色的，而雨靴一般是黑色的，一双雨靴的前部或者后部或者边上，有一块或者两块的粉红色“膏药”贴着，看过去就很扎眼，如果春节去拜年或者平时走亲戚，穿着这样的“绣花鞋”会暴露穷家的底子，所以那时候借好的雨靴穿着再走亲戚也是很常见的。因此一般主人家修雨靴前，会事先特别强调不要用自行车胎皮。
有的补鞋师傅为了尽量节约胶水，把胶皮挫好后先放在一边干别的活，瞅着两头没人，就往胶皮上吐一口口水后直接粘到雨靴的破洞上，装模作样地在铁扎上也敲几下，还在破洞边缘再涂一点点的胶水。这样补过的雨靴，不出两天，那块胶皮就会掉下来。不过这样的补鞋匠在一个村里顶多只能这么修一次，下次再来，会被村民打骂出去，从此休想再踏入这个村庄一步。
现在浙江的温州台州一带尽出大老板，其实很多老板当年就是这样四处吆喝着修鞋的。只不过温州人有心机，胆子也够大，他们修鞋不局限在老家，喜欢满世界乱转，不但走出温州，还走出浙江，北到大兴安岭，西到乌鲁木齐，都有他们的身影。后来这些补鞋的家伙有的改卖胶水，或者卖靴子、皮鞋，再后来就自己尝试着生产胶水和雨靴，再到后来，就整合自己熟悉的这个供应链，开始做皮鞋了。虽然曾经做过“星期皮鞋”（就是鞋后跟用纸板糊弄，外面包一层合成革，穿一个星期后鞋后跟就掉了），但后来这些做鞋的都很争气，特别是其中几个做皮鞋的老板，把那些“星期鞋”都收集起来，在省城的红太阳广场一把大火烧了，之后就扎扎实实抓质量树品牌，到现在就形成了红蜻蜓、奥康、康奈等一批响当当的一线皮鞋品牌。
为什么会在温州形成这么多的皮鞋品牌？老衲认为这与当初那些走南闯北的修鞋匠有很大的干系，这些头脑活络的家伙跑遍了三关六码头，早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在全国布下了一张人脉的大网，后来办厂，肆无忌惮地在全国拓展市场，到处做渠道开门店，这些人脉资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阳伞和雨伞在吴越一带是有严格区分的，阳伞指的是遮阳伞，当时一般是用黑色的洋布做面料的，以前也只有大户人家才有这种伞，后来因为油纸雨伞的衰落，这种黑布阳伞就成为了晴雨两用伞而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阳伞的工艺比较简单，也可能是后来全套从国外引进的技术。但老式的油纸雨伞制作工艺则极为复杂。伞的骨架一般以竹子为原料，要把每一根用作伞骨的竹子削得非常轻盈，这需要制作者兼具篾匠的刮削技术和木匠的钻孔技术，甚至还需要五金工匠制作弹簧开关的“高技术”，总之是一门对技术要求非常细致的工艺。一把雨伞的骨架涉及到数十个甚至于上百个的零配件，要把这么多的零件装配到一起成为收起来可以斜背在肩上，撑开来足以抵御大风大雨的油纸雨伞，这种收放自如的技术与机器制造中的整装工艺如出一辙。
与伞骨架制作的复杂性相比，油纸雨伞的伞面工艺则对材料的要求非常的苛刻。众所周知，纸是非常怕水的，几乎沾水即化。而雨伞，顾名思义是肯定要与雨水正面交锋的。早先的伞面纸，一般用的是桃花纸，在纸上涂上柿子漆就可以防水。柿子漆是用一种叫油柿的柿子，在还没成熟的时候（青柿）摘下来捣烂了再榨成柿子汁，掺入少量的油漆就变成了柿子漆。
后来随着棉纸和生桐油的广泛应用，油纸伞的伞面基本都以这两种材料合成制作，其制作过程又与油漆匠有很大的干系。就是在一张纸或者几张纸叠加的伞面纸上刷一层生桐油，晾干，接着再刷，再凉干，多次涂抹后的油纸面就会变得十分坚韧，防水的效果也会非常好。记得老衲小时候这种雨伞已经不多见了，偶尔有人家把废弃不用的油纸雨伞当柴火烧，在灶肚里会炸出噼里啪啦的一片响声，而且火苗很旺。
吴越一带每年的正月十四有个重要的活动，就是“烧蝗虫”，那一天的晚上，家里的男人都要扎一个火把，点燃了在自家地里或者生产队的田里绕一圈，以祈求秋后的庄稼不被蝗虫所祸害。做这种火把按说也是很讲究的，但如果是生产队里组织的烧蝗虫活动，也就简单多了，农机手会把柴油倒在一个面盆里，用麻杆或者棉杆扎成的火把在柴油里一浸再点燃就成了火把了。但是这种火把不经烧，往往举火把的还没走到一畦地的地头，火就灭了。
所以油纸伞成了“烧蝗虫”时的秘密武器，一般家里的油纸伞用坏了既不扔掉，也不当柴火烧掉，而是好好地保存着，等到正月十四那一天的晚上，先把油纸伞在水里浸一下，然后再设法把油纸面点燃。一把油纸伞点燃了足可以烧十几分钟，基本上能举着这个“火把”绕一块二三十亩的大田跑一圈。而且破雨伞的油纸点着了轻易灭不掉，举着破伞的家伙尽可以一边跑一边夸张地舞动，极具仪式感。
杭州的天堂伞，最早就是源于这种油纸伞的制作技术，也是伞业领域最叫得响的品牌了。但是现在全国产伞最多的却是老衲的户口所在地绍兴的松厦镇，这把小小的雨伞在老家被做成了全镇的支柱性产业，目前各种伞的年销量已经超过5亿把，约占全球伞销量的1/4强，年产值早已过百亿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伞城”。
记忆中，文革晚期，每当农闲时节，老家会点修伞技术的男人也跟温州的修鞋人一样四处去修伞。不过温州的修鞋人更喜欢往北边跑，哪里的天气冷，哪里的修鞋生意就火爆。比如东北，每年的大冬天，温州的修鞋人都会扎堆到林海雪原，因为那里人的靴子做得又长又大，修一双靴子赚的钱有时候足够修鞋匠一家子吃上好几天。而老家的修伞人则喜欢往南边跑，最远的跑到海南岛，跑到中越边境，因为那里长年雨水丰沛，人们每天出门几乎人手一伞。那时的人们不像现在这么败家子，雨伞破了就扔，就换新的，而是总要修修补补继续用。这样，老家的那些修伞匠就有了用武之地。
不过那些修伞匠不像温州修鞋匠那么执着于本业，很多人跑到边境上修伞，发现那边还有别的生意更来钱，有的人就开始倒腾粮食，倒腾木材，发展到后来倒腾轻工产品，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修伞匠人数并不多，这也就是后来老家很难冒出像南存辉、郑元豹这样著名民营企业家的主要原因。不过，因为心思活络，这支修伞队伍中也颇出了几个日后在东南亚混出一片天地的企业家，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已经有修伞匠在越南办厂了，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做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
现在那些修伞匠的后人们倒是很争气，沙滩伞、防震帐篷甚至导弹衣等大件也从小雨伞的产业链上延伸了出去，一个大的伞业格局正在形成之中，“中国伞城”的名头那也是戆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