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家门 1

才回家时，见大哥、二哥的每天家务事主要是在夜里二十二点以后，负责把家的日用水抬好，扫地、洗碗、擦桌子都是他们分了工的。我最多也就是大哥、二哥抬水时提着马灯给他们照亮。当然，大哥、二哥也会叫我帮他们扫地、洗碗、擦桌子。但没有三个月，我也成了大哥、二哥做这些事的一份子。但我必定太瘦小了。只能和大哥、二哥抬水。二哥总把桶多放他那方，中间也很少放。大哥则是放在中间的，甚至多放在我这边。他同二哥抬水，两人为这事老吵架。但他们两个是不煮饭做菜的。最多也就是洗洗菜，烧烧火。一天我见妈妈煮饭，就看着妈妈怎么做饭菜。我才看做的第二天，放学就急匆匆的跑回家，不等父母下班回家。就自己做起了饭菜来。洗锅时，才发现自己连锅底也够不着。于是，我把小凳子拿来，站在凳子上把锅洗了，舀了妈妈昨天同样多的水，才去用松针的扭结把柴火烧了燃起来。然后也用碗量着，舀了妈妈昨天同样多的米。然后洗白菜，白菜洗好，水开后，杷米倒进锅里，站在小板凳上时不时用锅铲搅动几下锅里，煮到米汤半稠，米也大半熟时，过滤了米汤，又洗了锅。舀上适当的水，我双手把那大大的甑子抱到灶上，然后从小板凳上爬到灶上，连抱带拽才把甑子放进锅里。才去油坛子里捞一砣炸过的猪肉，又从小披板凳上爬到灶上，从甑子里放下肉，再从甑子里放下洗好的白菜。再安放好隔盖。就双手抬起滤好的米饭用筷子拨了进甑子里，盖上甑盖。直管去加柴把火加大。甑子上冒出了很大的水蒸气。我又站在小板凳上揭开甑盖，用筷子挑了尝。冒着热气的大米饭还未进口，那香味就使我满心高兴了。我无法把甑子端起来。就又爬上灶，一下一下把甑子拔到锅边，然后下到小凳上，一下一下才把甑子拉了一半多点离锅，把甑子压了倒向灶上，让下面的肉和白菜都滑进锅里，没滑下的，用锅铲都铲了离开甑子底。才又一下一下的把甑子拉到灶上。我刚把肉切完，父母才匆匆赶回了家。见饭菜都被我做好了。妈妈说：“我家三儿太有本事了。以后一定比他大哥、二哥有出息。”大爹看看刚切好的肉说：“只是这肉切得太厚太大了。”妈妈说：“老大老二都还不会煮，六十五（我的乳名）已经很不错了。昨天才看看我做。今天他就能做出全家人的饭菜来了。”父亲说：“小娃娃首要是读好书。不过，也好。人总得吃饭才行。”从那天起，煮饭在很多时间就成了我的事。只是没有煮几天，就吃伙食团了。家里的锅、锅铲、烧水的壶等所有金属的东西都交去炼钢的土炉上炼了。但伙食团被迫解散后。煮饭的事又落到了我的头上。特别是没有考入中学后，我成了家里名符其实的火头君了。煮猪食，喂猪、扫地、洗碗等几乎所有的家务事都落在了我一个人的头上。而且，还要到父母卖解粉、稀豆粉、油炸粑的食品店帮着磨米浆、洗碗、挑水等事。

事多人小，总有没做好和做错的，甚至贪玩，还有忘了做的。大哥、二哥和我受骂挨打成了家常便饭。我加上没有考上中学。又常在受骂时或被打骂时常露出不满，甚至抵撞父母。所以，我是受到父母常打骂的。妈妈打人，总是随手抓着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打。而大爹却是先跟我们定得有条约。父亲的约定是：第一次犯错，只打一下。第二次犯错打二下。第三次犯错打四下，第四次犯错打八下，第五次犯错打十次。然后又从打一下开始。到十下为止。大爹打人时，总是把人叫到园子里，先问错了没有，等你回答了。他才又问是第几次？又等你回答后。他又问打几下。我每次的回答都是随你打。但大爹却说：“不管你服气不服气。我都按和你们定好的打。”然后，从腰间解下牛皮带，把两头折合在一起，狠狠地抽向大腿至小腿间。每抽一皮带，腿上都会凸起两道在一起的红埂。虽我每次被抽都痛得要掉眼泪，但我都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而且，不喊痛，也不求饶。父亲打完我后，有时会恶狠狠地骂一句：“老子看你不是不服气，而是生得有反骨。”十三岁时，因和小伙伴们去弹珠子赌博，被母亲抓到喊回家，母亲见地也没有扫。更气得母亲随手拿着捶衣棒就打。边打还边骂：“我叫你赌。我叫你赌。睹得连中学也考不起，打死你算了……”我闪让着。母亲更生气了。乱挥了起来。一棒打在了我的小腿骨上，痛得我钻心。我也火了。一把接住她又挥过来的捶衣棒，并夺在了手里，双眼瞪着母亲。母亲顿了一下，就瞪着我吼道：“你是不是要打老子？”我把捶衣榛狠狠砸在地下，去拿起帚把扫地去了。从此后，虽再没有被父母打过了。但骂却更厉害了。就在十四岁的那年春末的某一天早上，我天不亮就起来，挑着空桶去小水沟舀好父亲卖木瓜粉的水刚回来，父亲正在叫还在床上的二哥煮面条。二哥嘴里答应着却不起来。父亲见了我，就要我去煮。我心里想：二哥没有考上高中，也在家里，为什么不喊他？不就是他听话，喊做事马上就答应。虽他答应了，却不一定去做。我就说：“为什么先喊二哥。我才干完活，又要喊我了？”父亲说：“老子就要喊你。你有本事就滚出去自己找饭吃。或者是空手出门，抱财归家……”于是，我连早点也没有吃就走出了家门。走过奶妈家门口，我只看了一眼，连停也没停一下就朝城外走去。走到北门口，见那满田野的青绿，就顺着水沟边走过农场，又上公路，顺公路走过那石灰窑沟两边长着蕃石林的沙砾之地，觉得家里再也找不到我了。我竟高兴地边走边唱起了歌来。当离要走向水碾乡公路分岔路口百多米里远的时候，我知道我己经离家有十多里远了。但此时感到了饥渴。于是，我走到在公路边有几户人家的那棵大黄葛树下的沟边，用双手撑地头俯到沟中间喝够了水起来坐在沟边的石板上，把千层底的布鞋脱了，把脚伸进沟水中想：离开家，是自由了。但没有了吃穿。于是，知道了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单位，就没有钱和粮，没有居住的房屋等等，这是永远不行的。从那时起，就明白了一个人要离开家，就得参加工作。公社的社员是万万不能去当的。因为，我不但从奶妈家的生活就清楚了公社社员身份是低下的。城里的“地、富、反、坏、右”和犯了错误的人，才被下放去农村。就更清楚了农村是千万不能去的。从此，只要在外能有工作做，再苦再累的工作，我也会去争取干。我去过离县城三十多里路的巧家营乡挑过柴草；帮人挑过土基；做过临时工；还挑过李子到四十多里路的四川省的宁南县去贩卖。背着被子垫单到凉山的普格大山中修过桥，公路、房屋……，只要不在家里，那怕只是一天半天的工，我也会去干。而且，不论有多苦多累。从其中也懂得了人生的无奈与苍凉。也为自己苦了些私房钱。更感到了挣脱家庭的自在。于是，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出去当工人。离家远远的。

那时代，才吃过饭一小时左右，肚子就会感到饿。我在家做饭时，确定家里在那段时间内没有人回来，就会在煮米时，水开了以后，先偷偷的煮面条吃。把煮米的大半锅水烧开后，先煮面条吃。面条煮好，挑时，为了不留下偷吃的任何痕迹。在一大锅水中，我捞呀捞的，是一定要把面条全捞起来的。。然后，就任由水开着，边拌面边走到灶门口前，“呼噜呼噜”地连汤带面几口先吃了面，洗好碗，才去把淘好的米倒进锅里。如果滤米时，那怕有漏网的丁点儿面条，我也会把它拣出来吃掉。特别是买了供应的肉回来时，我就会先切下几砣肉，抹上盐，用火钳夹着伸进灶堂里烧烤来吃。比起大哥在吃伙食团时总结的：先舀大半碗，快速吃完，再用力压紧第二碗，就能多吃到一些的办法来，我当时觉得我比他高明多了。因为，第一碗就舀满，还不等你吃完，甄子里就什么也没有了。我在背后的这偷吃，是大哥的那办法无法比的。后来，大哥和二哥都单独在背后，要我和他们煮面，或烧肉同吃。现在想起我们狼吞虎咽吃那被烧得流油的肉，那被烧得表面黑糊糊肉，而那些肉中，还有半生半熟的，是怎样咽下去的？吃完了，还得立即就去把整张染黑的嘴洗干净。我不论是一个人，或者同大哥、或者同二哥偷煮面条，还是偷烧肉吃，都是狼吞虎咽的。但就在一九六四年以后，我们家就几乎天天都有一顿肉吃后，我也只向往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日子。就是在普格的扇子坝建公路大桥的一个多月里，伙食团天天吃我们家喂猪的牛皮菜，最好的也就是见不到一点油花花的炒莴笋、白菜。我也是十分向往的。

一九六五年，昆明纺织厂到巧家召工，因我才十五岁，召工的人主要又嫌我个子小。没有去成。十七岁的二哥却去成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东川矿来召工，我和小我二岁，还在农村奶妈家的四弟同去报了名。我和四弟都通过了政治审查，捡查身体等的关口。就等发通知书去东川当一名铜矿工人而永远逃离家了。但我去城关镇问几号领录取通知书时。镇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张兆元就说：“你没有被录取。”我想：是不是因为四弟的奶爹还是区委书记？还是因为我大哥是“站错队”造反派的头头？还是因为我是“站错队”的人？还是我去看过斗争他？但斗他时，有人打他，我还去劝阻，并拉着人不让打他呀。我才瞪起双眼。张兆元就说：“我们可不是因为派性不让你去。这可是你妈刚来这里，当着还在这里的所有人。包括还在这里的东川来召工的人员、也是同你一样来问发录取通知书的这十来个人，还有刚还在这里的县召办人员。你妈说：‘我家向吉庆有哮喘病，不准你们召他去当工人。如果你们让他去了。出了事，我就要你们负责。’所以，东川召工的才不要你了。县召办和我们也不敢让你去了。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问还在这里的人。也可以去问县召办的人。”我知道肯定是母亲讲的。只好去找母亲理论。

我先去了食品店，食品店早买完东西锁了大门。当我进家门，还未走到父母亲的房间门口，母亲从房间出来就大声道：“养你这么大，这一下，你给我充军摆头去东川矿山。再不让你吃我们了。”我说“我告诉你。我吃定你们了。而且，任何事也不干，也要吃你们。”母亲更大声道：“是不是我们前世欠你的？”我“哼”的一声说：“走，去城关镇。”母亲一下声音小了：“去城关镇干什么？”我瞪着母亲吼了起来：“干什么？你给县召工办，东川来召工的，张兆元是怎么说的？”母亲的声音更小了：“他们造谣。”“好。你说张兆元和县召办造谣。走，去张兆元那里对质。”因那时我大哥不只是县里“站错队”的“炮兵团”第一把手。也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为此，父亲在“划线站队”中被打成伤残，母亲也在县对立派的《八 二三》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挨过斗。那时，也正是《八 二三》掌着大部份权力的时候。母亲呆了一下说：“老子造谣了吗？你难道没有哮喘病？！”我甩出：“逼急了。我就去揭发。”母亲说：“老子有什么是你可揭发的？”我说：“多了。单你们一贯信神信鬼，就让你们受不了。不要说你们多次叫我送东西给那几家地富反坏右的事了。特别是逢年过节时，你们哪年没拿东西叫我去送过？还有的，我就不说了。大家都去坐牢好了。”母亲一下惊慌得说不出话来了。我甩头就朝外走了。母亲“六十五、六十五” 的喊着我的乳名。我头也不回的就出了家门。

我知道这说出去不但全家要倒大霉。而且还会带害三亲六戚。甚至害到很多无关的人。我只是要吓吓父母亲。这事，我怀疑是父亲在背后的决定。因为我清楚，我走了，家里就没有人做家务了。

那天，我在《长江饭店》买了碗米线吃。到龙潭一直坐到二十三点过了才回家。我用脚才一踢门，门就开了。见父母的房间灯大亮着。我就清楚他们是在惊恐中等人来抓他们，或者是等我回来才放心，或者是才算无事。此时父母不论说什么，我肯定都会同他们吵起来。我到父母房间门时，发现大哥（向吉星）也在父母的房间里。大哥喊了一声：“向老三。”我瞪起了双眼。父亲说：“睡觉去，睡觉去。什么也不要说了。”从此后，责骂也很少了。

一九七零年七月，昆明铁路局来召工。我报了名，通过了检查身体的关。两派负责召工的人却在政审时为我发生了争持，《八 二三》派城关镇的召办人中有人说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兵。《炮兵团》派的县召办负责人王朝鲜说：“从未听说过向吉兴的父亲当过兵。你们这是血口喷人。”铁路局来召工的是《八 二三》派的人。他们当场表态：不论向吉兴的父亲当没当过国民党兵，我们都不要向吉兴的弟弟。向吉兴不只是你们县的《炮》头。在省里也有名得很。王朝鲜站起来对着张兆元。“你们说向吉庆的父亲是国民党兵，找出证据来，再来找我这个县召办的。要是找不出证据来。你们看着办。”又对了铁路局召工的。“你们铁路局的人不召向吉庆，你们就自己去召吧。”说完甩手就走了。跟着凡是《炮兵团》派的人都走了。会也就不得不散了。

当天夜里，有人来给我通了消息，我第二天，在县革命委员会的大院里阻着张兆元，说：“你说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兵？！”张兆元急忙说：“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哼”的一声说：“我不管谁造的遥，都只对你。因为你是代表你们《八 二三 》那派的。你给我记好了。过去斗你时，我阻止人打你。但如果我去不了铁路局当工人。只要我们这派翻起来一分钟，那怕几秒钟，我一定把你搞成神经病。如果我们这派永远翻不起来了。那你全家都要注意了。”我甩下这几句话就走了。张兆元却还呆站在原地。第二天傍晚，我又去打听消息。刚走到大东门街的十字路口，一个人走近我，突然小声说：“小向，你去得成昆明了。”我看了看他，以为他也是参加这次召工的人，就也小声说：“真的？”那人说：“我是才从部队复员分到公安局管挡案的。看了你父亲的挡案，发现其中有一张你父亲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照片，但又没有任何记录。这肯定是《八 二三》派的人非法放进去的。我就把它拿出来烧了。他们召工办的很多人今天早上来查你父亲的挡案。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个城关镇的革委会主任还说，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向吉兴的父亲当过兵，这一下查了挡案，我是坚决同意向吉庆去当工人的。”我说：“谢谢你。”但我到如今也不知道这个恩人的姓名。当我去铁路召工人员那里拿录取通知书时。发通知书的人对我说：“你就是向吉庆，为你，县召办的让我们眈误了一个星期。你们这里站错队的人太厉害了。”我什么也没有说，高兴的拿着通知书回了家。进门遇见母亲。母亲说：“六十五，你大哥下了乡，其它的弟妹都不会做家务。你不要去当工人了行不行？”我一听又怕发生去年当工人的事。就恶狠狠的说：“你敢再去任何地方乱说，害我去当不成工人。去不成昆明，我非把这房子烧了不可。”妈妈什么也没有说。要走的第二天，父亲却对我说：“你的那件毛线衣，我穿着非常合适。”我把毛线衣递给了父亲。母亲此时拿了一双新的千层底鞋边递给我边说：“这是老五奶妈做的鞋，你拿着吧。我看你咳或喘时，常吃大蒜止咳，止喘。你多带些家里的大蒜去吧。”

那夜，我睡在床上，突然听见母亲说：“你也太不像话了。老二走，什么都给。老四走，也给了被子、垫单等的。他走，什么也不给他，你还把他自己买的毛线衣也要了。昆明冷，你把毛衣还他吧。”

父亲说：“我穿着合适。他这样有骨气。还他，他也不会要。我就是要看着他怎样空手出门，能不能抱财归家。”

那夜，为母亲的那几句话，我竟感动得流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