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晋语八》,“文子（问）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上医治国”历来为医家所追求向往的更高境界，古人张仲景、狄仁杰、苏轼等都是深明医人与治国之道相道的大家和名贤。古代医生多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退而求之者，而近代也有身怀振兴中华民族大愿弃医而以文或武(革命)方式直指社会弊端病乱，振臂高呼治国救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鲁迅、郭沫若先习医而后成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医国”者。一不记得是谁说的，说鲁迅是医未大成而弃医从文的，但在此般豪杰中，如果说鲁讯是弃医从文发挥其劳动力的社会价值优势救国功能，从而更能实现提升自我价值，然而，孙中山先生却可谓以其医学出色而从“医人”进而“医国”之革命家。

孙中山先生早年就读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他以全优第一名成绩毕业，获得了由香港总督亲自颁发的毕业证书，被授予医科博士学位。毕业后被澳门华人公立的镜湖医院聘为西医科主任。他是这所中医院第一位受聘的西医，每日上午在该医院出诊赠医，不受分文。下午在仁慈堂右邻写字楼应诊，周日10时至12时在此接种牛痘。从医之初，就曾为一胆结石病人做手术，成功地取出一个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的结石。这在当时委实罕见，以此声名鹊起，口碑载道，求医者接踵而至，就诊者户限为穿。一段时间以后，孙中山欲意自办医院，他通过老友杨鹤龄的举荐，得到杨鹤龄的妹夫、澳门绅士镜湖医院总理吴节微的担保，从镜湖医院借款，于1892年12月18日，在澳门开设了中西药店，孙中山先生以此成为在澳门西医开业首位华人。医院除诊病外，还出售冷丸、癣皮肤水、止牙痛水、拔毒生肌膏等中西药物。孙中山高明的医术和医德受到报刊的赞誉。《镜海丛报》于1893年7月25日登载了题为《神乎其技》的告白，称诵其医术高明，“不过七日之功”而治愈患者20余年的痔疾。后为病家治病，“或数十年之肝风，或十年之脑患，或六十余岁之咯血，均各奏神速”。孙中山医院生意日隆，引起当地葡萄牙籍医生的嫉妒，按当时澳门法律，在澳门行医的西医，只能凭葡萄牙医科毕业证书请领行医执照，孙中山受此限制难以立足，遂赴广州行医。孙中山先生后来在自传中谈及此事时说：“设医馆于澳门，为葡医所忌，遂迁广州” 。孙中山先生在澳门行医的最后记载是1893年9月26日。在广州，孙中山先生以合股的方式在沙基开设东西药局，在《中西日报》上他公开声明：“每日10点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 。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纷至踏来，不得不限额应诊，不逾半年，便名扬广州，成为知名的精诚大医了。

但后来他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和人民困苦的社会现实，孙中山于1894年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却遭际辗转拖沓，不纳而默。这使孙中山逐渐认识到，行医只能治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医国比医人更为重要。为挽厄救亡，振兴中华，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11月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对这段经历，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写道：“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 。孙中山所走的是以武力的提倡用摧古拉朽的方式救国治国，正所谓恶疾被迫用猛药，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所提倡的方式，当初马克思看到许多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发展初期，依靠占有绝对资本资源优势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雇佣工人生产与分配资源的不平等，站在同情雇佣劳动者的立场提出劳动者当家作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向往，并与恩格斯一起着手完成《资本论》这部巨著，在书中以其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论证剩余价值产生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这在当时不失为贴猛药，也发挥了其历史的功用价值，可以说今天欧美社会的雇佣工人有今天这么好的社会福利有很大部分也要感谢马克思和思格斯以及其支持者们所作的努力。

当然，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作为自然宇宙系统的相似性子系统，其运动在趋向于健康进化平衡发展变化过程(道动)中所产生的需求反力，此我谓之“反者道之动，动者道之用”，不过老子在道德认为是“弱者道之用”即用柔弱渐进、潜移默化的方式来纠正偏离轨道的运动从而避免系统因大起大落产生“硬着陆”，因此，老子的道是柔弱似水的道倾向于量变，就是说在国家经济系统运行出现“亚健康”时，以休生养息的“柔弱之道为用”，防微杜渐把国家疾病即经济矛盾控制抹杀在荫芽状态，但不是堵而是以疏通调理，这就像无病要常做养生保健按摩来预防，不要“临时抱佛脚”，病危入骨才治已晚也!那时经济系统与环境落差太大时超过所能承负的极限阀值就要发生质变，这个质变如果向下滑坡，社会就会倒退、严重文明就要灭亡。不过，这个质变要么是向上越迁，就是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升华，不过，人类杜会每次进步升华过程之中遇到瓶颈时如各方面准备契合不足也会发生激烈的革新冲突和矛盾的统一，比如，由于科学技术应用符合社会系统进化发展需求体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大大提高系统供给侧结构的优化，这也是系统需求侧得到满足结构优化的体现，是资源综合使用率或综合功用率(g=C/S)的阳长和耗损(失)率的阴消。与系统经济规模的阳生阴长g1(g1=C1/S2)一>g2(g2=C2/S2)一>g3(g3=C3/S3)。。。一>gn(gn=Cn/Sn)，虽可能g1=g2=。。。。。。gn，但C1>C2>。。。。。。Cn，S2>S1>。。。。。。Sn这就是进化发展之道，如果把得到满足或被满足的需求量C1看作一阳初生(复卦)，那么，C2就是系统规模越迁质变时发生向卦象二阳(临卦)。。。六阳(乾卦)转化，当然，系统得到满足或被满足的物质、能量、信息资源的需求量其实还可细分为一、二、三。。。n阳提升(这里，我们不能再局限于十二辟卦的每卦只有六爻，事实上古人也没计算机，能推演64卦的数也是极限了，不过现在我们可抛弃这个局限，不能被传统束缚思想认为易数只有64卦每卦为6爻，64卦是不断轮回重复的循环论，这个涉及到解放思想重演易数的重大变革，伏羲画八卦，文王演64卦，如今本人破此局限推演无穷，不管是把整体八分还是64分或是更多。。。只是一种划分，更精细的划分)。

     如果把耗费时间、资源成本的供给量看作为一阴初长(姤卦)，那么，S2就是系统规模越迁时发生向卦象二阴(遯卦)。。。三阴(观卦)。。。六阴(坤卦)转化，其它以此类推。。。;与系统供给规模不同的是单种商品使用率或功用率g却随系统进化发展伴随阳长阴消，即g≥(g’=1-g)等式成立，有g1>g2>。。。。。。gn和g’1<g’2<。。。。。。g’n。

老子的道德经体现调节回归自然平衡，但缺乏提倡远离自然机械平衡上升平衡(进化)，因此，后世道家学说多有消极的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节约求剩余，这种价值观对后世的社会行为有消极之处，这就能理解为何他提倡小国寡民之理，老子之后汉唐时期的道家道医、尤其是丹道修仙学派理论学说更是有避世忽略社稷治世，而跳过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均衡，过度强调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用易学卦象原理提出“乾坤、坎离。。。等的和谐”，追求个人之健康长生成仙(天人合一境界)的进化之道，《悟真篇》律诗第六首中有云“人人都有长生药，自是迷途枉摆抛，甘露降时天地合，黄芽过处坎离交。”《悟真篇》中卷绝句十六首云：“取将坎位中心实，点化离宫腹内阴，从此变成乾健体，潜藏飞跃总由心。”道家称取坎填离，道家丹道十分注重取坎填离，认为乾为先天，乾为纯阳，坎为后天，内寄先天之阳，取坎填离，方可得纯阳之体，修道方可成功，长生久视才有希望。但后期道家侧重于自然生命科学而轻社会科学，文子、范蠡这一支侧重于国家经济、经商的分派到司马迁之后则再未能壮大，司马迁尽管也跟一代大儒董仲舒请教学习过，但其接受的更倾向于是西汉初年占主导地位的黄老道家思想的影响，与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的君权集中的神化皇帝权力天授的政策不完全合拍，可以说司马迁是道家学说继文子、范蠡一支的道家社会世俗学说的倡导人，司马迁之后社会世俗就儒家替代。

一直以来人们总把道家等同于道教或把研究丹道修仙的自然生命科学与道家学说完全等同起来，认为道家完全是消极避世思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春秋战国时代到汉朝，中国的商业非常繁荣，而且商人成为了一个横跨政治商业的非常有权力的阶层，其代表多是道家人物，如范蠡等人。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实施了打击商贾的政策，致使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走向衰落。事实上，汉朝正是以汉武帝为分水岭，之前经济蓬勃发展，之后由于政府与民争利，最终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