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洪姓女子以公民记者身份采访一位老荣民，却不断辱骂该老兵是“中国难民”，对台湾没贡献，应该要滚回中国大陆。视频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

　　洪姓女子的作法当然被谴责，洪秀柱与蔡英文也都发文谴责──虽然她所犯的错和受到的批评是不成比例，毕竟她不是川普，不是一个掌权者，但这个事件折射出隐没在台湾政治历史中的族群伤痕、误解，以及我们走了多远。

　　不少人认为，台湾以前都没有省籍或者族群矛盾，直到民进党开始操弄族群，才有族群矛盾。

　　这不是事实。

　　战后台湾本省、外省族群的人际交往和通婚，以及国民党强烈建构“中国人/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使得族群间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没有明显冲突，也没有成为政治问题──在威权时代这当然不可能成为公共议题。然而，一方面，“二二八”之后有着被掩盖的严重伤痕，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的资源分配上确实有严重的省籍不平等。例如在文化上，以国语为主的政策在教育和主流文化建制内严重打压、歧视其他族群的语言和文化；在政治上，外省人掌握了中央政府和国会的主要位置和政治资源，造成实际上的“少数族群统治”。七十年代开始的党外运动开始提出这些挑战，让国民党意识到省籍矛盾对政权巩固的危机，因此开始拔擢本省籍知识分子，缓步推动政权的本土化。

　　党外运动推动的本土化，是台湾民主化背后的重要动力，但本土化或者民族主义也可能意含一种本质性的界定，压抑内部的异质与多元。台湾的民主化历程中，有这种危险，但总是避免了陷入深渊。

　　在九十年代，本土化逐渐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外省族群则越来越有相对弱势的焦虑感，九零年代前期成为台湾族群政治冲突的高峰，包括国民党主流与非主流的斗争、新党成立、以及94年台北市长选举的剑拔弩张。

　　在这段期间，蓝绿（那时还不用这个标签）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名嘴的确经常使用强烈语言，绿营控诉省籍不平等，强调台湾人要出头天，蓝营政客则制造外省族群对于本土化、对民进党掌握权力的恐惧与焦虑；最经典的例子是在1994年台北市长电视竞选辩论会上，赵少康用激情的语言说一旦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就要灭亡了。”

　　不过，在那之后，台湾族群政治的冲突开始缓和化。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力量会去抗衡族群政治的激烈化；另一方面，挑战原来族群政治的民进党也因为选举逻辑，将冲突性路线转向中间路线（当然个别人物或外围力量仍然会有激烈语言）。例如，90年代前期的族群政治严重化后，社会开始提出新的论述“四大族群”， 1995年，民进党更提出要和新党“大和解”，并且提出“大联合政府”的主张；1999年，民进党提出“台湾前途决议文”。另一次危机，是陈水扁执政第二任时，因为贪腐危机，试图动员深绿力量巩固权力，而一群长期支持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学者提出“七一五宣言”，要求陈水扁辞职。这是公民社会的力量。

　　在这本土化过程中，具有强烈蓝绿意识形态认同的不同族群，都自认有某种悲哀。外省族群不只感受到失去了政治代理人，更深感失去他们以往熟悉的、主导这个岛屿的种种文化符号与象征：总统（李、扁）熟练的语言是他们陌生的日语和台语；政府把资源聚焦在台湾，而不再是遥远的中国；他们对台湾并不陌生，但如今谈论台湾的方式却是他们所陌生的；而少数政治人物和媒体名嘴，不断把本土化或是去威权化措施（如去蒋）描述为族群斗争。对强烈认同本土的本省族群来说，在政治上当然不是弱势，文化上也取得正当性与更多资源，但历史遗留下的霸权文化仍然存在，所以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相对弱势或者非主流──这是九零年代族群政治冲突的根源：本省族群是被殖民者的悲哀，外省族群则是流亡者的悲哀，而双方对于彼此的悲哀缺乏更深刻的体认与理解。

　　这些多少是属于九十年代的历史场景。但不少人仍被困在那个历史的伤痕中，洪素珠们拥抱着旧时代的仇恨，知名主持人李艳秋最近公开质疑蔡英文这个“文化台独”为何支持端午节，显然也是放不下妒恨，但此刻的台湾，本土化与台湾意识已是社会主流共识，尤其是对年轻世代而言；而不同族群的生命经验、政治态度、历史记忆虽然仍有不同，但已不太会出现激情式的冲突。这个岛屿虽然伤痕累累，但我们正不断努力学习如何以善意彼此相处。

　　台湾，已经走到下一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