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落实好“选干部防止简单以票取人”

 

 

　  今年两会的省市代表团开放日，很是热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对先前流行已久的腐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谬论的批驳。
　　腐败与经济增长的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很早就流行在社会与学界，并成为腐败官员群体为自己遮羞隐恶的一张面具。按照这种正相关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发展奇迹，也还要感谢这些官员的腐败呢！是他们群体式的、家族式的、塌方式的团伙腐败担当了中国几十年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润滑剂。
　　如此荒谬绝伦的东西，终于遭遇到了打鬼的钟馗了，他就是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
　　山西是中国腐败官场的一个少有的重灾区。他们的官商因煤暴富，也因煤极腐。
　　王儒林受命治理山西官场，是一个重担子。随着反腐的深入，黑乎乎的官场，也更让其触目惊心，如临深渊。
　　在昨日的山西代表团开放日，王儒林没有遮山西官场的丑，而是出人意料地抛出三个案例，批驳了先前流行已久的腐败有理论。这三个案例彻底撕破了腐败有理论的嘴脸，把其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祸害党国的本质赤裸裸地暴晒出来。
　　针对腐败与经济正相关的谬论，王儒林称，腐败是严重破坏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我可以举不同类型的事例来说明腐败对山西经济是怎样发挥破坏作用的。
　　第一个案例是省金融机构董事长的生活奢靡与损公肥私。
　　这位董事长的金融腐败手法是在他给企业贷款的时候，还要求企业除正常付息之外，也还要以2%的顾问费的形式支付给他控制的公司。这位董事长还组织了12家企业各出资3420万元，花了三亿九千万，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使用。这位董事长生活很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表面上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实际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贼头子。
　　第二个案例是一个被查厅长与一个土豪老板，用自己的权力、金钱扭曲市场，破坏竞争。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这个被查厅长办事，他犹豫。老板就从他的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写道‘给你3000万，干不干？’厅长看了看，老板立刻把纸塞到嘴里吃了。厅长一看，这人可靠。事儿立刻办了，三千万也收了。既不看这个人有没有资质使用这些紧缺的资源，也不看他的市场可行性报告，只看谁给的钱多，就把资源交给谁使用。如此轻率地用钱配置资源，也还能不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吗？如此轻率地用钱配置资源，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还能不积重难返吗？王儒林痛斥道，这样的行为严重扭曲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这样下去，干部倒下去了，企业呢，不是最优秀的企业拿到资源，而是最能送钱的拿到资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样的企业也会滑下去。
　　第三个案例一副市长疯狂索贿6.44亿，搞得经济、民生不堪重负，奄奄一息。王儒林还介绍到，山西也还查处了一个副市长，他胆大妄为。他在北京看上了一套1420万元的别墅，让老板专程来北京给他付款，买下这套房子。在海南游玩的时候，看中了一套海南的房产，就让在海南陪同游玩的老板，当场出钱买下来。还有几户企业，投资兴办煤矿，原来计划两年半建成，这位副市长找他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拖着没给，副市长百般刁难，结果8年都没有建成。老板一看没有希望了，无奈想把在建煤矿转出去。副市长说，‘你不给干股钱，你想干干不成，你想转也转不出去。’结果，老板给了上亿元，才把煤矿转了出去。”
　　更令王儒林震惊的是，山西119个县市区，去年财政收入最少的是3300万，排在后9位的9个县都是贫困县，它们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6.07亿。而这位副市长贪腐的金额，现在查实的是6.44亿，超过了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①。

看了这三个案例，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是如何成为“大老虎”的呢？为什么不早就被拿下来反而一步一步地提升呢？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在干部的选拔上出了问题。

在上一届乡镇换届选举中，我们是怎样选举的呢？

从2011年起到2012年上半年，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将自下而上集中进行换届。换届工作将进一步扩大民主，不过，受访权威专家也表示，地方换届选人标准要“以德为先”，不唯票取人，不唯年轻取人。（1月16日《瞭望新闻周刊》）

以德为先，不唯票取人。在上一届选举及更早的时候就规定有这样的要求，那我们落实得怎么样呢？

以德为先，不唯票取人。首先要使选人的人是高素质的人，这样才能选出高素质的人才。在这点上，中央一级现在没有问题，中央高层，他们是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他们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励着他们，他们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选拔的省部级领导班子绝大多数是合格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从另一方面讲，我国是一个后起的超大规模国家，我国的国土面积跟欧洲差不多大，人口比欧洲的一倍半还要多。在这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立马进行全面的竞争性选举，有动荡和分裂的危险，现在只能在基层，在部分县市进行）。然而，在地市级、县级，尤其是县级就不敢恭维了。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对干部选拔任用缺少科学的强制性规范。以德为先，不唯票取人。不唯票取人，有的地方变成了不以票取人。以德为先，“德 ”的标准难以量化。正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志忍教授所说的，现在的“德”的衡量标准趋于相对“虚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德的衡量以“实”为基本特征，关注家庭出身、个人历史等客观标准。现在则“重在个人表现”。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是客观存在，只要挖掘并确认事实，结论比较容易，因而属于“实”的标准。相对而言，个人政治表现更多依赖当事人的言论、外在行为和他人的主观判断，难免夹杂一些“虚”的因素，衡量的客观性必然受到限制。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例，判断言论是否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容易，判断一个干部的职务行为是否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就比较难，即使做到“言行一致”，那还存在一个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风险，其衡量更是难上加难。正因为这样，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不唯票取人”的漏洞是给“一把手”暗箱操作留下了口子。一个得票很多的干部，如果“一把手”觉着不顺眼，完全可以用“不唯票取人”的理由拿下来。如果“一把手”想安插自已人的话，也可以同样的理由把没有群众基础的干部提拔上来。正如名博周蓬安同志指出的——“一把手”权力的高度集中，指使干部任用上的“一言堂”问题已相当突出^②。据调查，许多干部都这样认为，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是县委书记“一锤定音”。由于书记一言九鼎，干部提拔中尽管也走了评议、考察、选举等程序，但党员代表或人民代表对其任免没有实质性的决定权。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在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就为县委书记岗位提供了腐败的空间。这样做的结果是：官员只对上负责，只要做出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把上级主要领导巴结好、收买好，就可以继续升官。于是卖官鬻爵的土壤就产生了，“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的潜规则就形成了^③。请看——

书记碰头会成了“一言堂” 

　　选拔任用干部一般要经过动议、初始提名、民主推荐或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职等诸多环节。其中酝酿阶段俗称“书记碰头会”，也就是由县委书记召集分管县委副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等有关负责人酝酿某个职位的人选，一旦达成共识，即将该人选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在徐社新任职五河县县委书记期间，其主持的书记碰头会渐渐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我们不妨看看2006年12月30日徐社新召集的一次书记碰头会的“实况”：

　　——关于荣某的晋升问题

　　「铺垫」时任五河县财政局副局长的荣某为了能够升任县财政局局长，从2003年初至2007年春节，多次找到徐社新，向徐社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徐社新均答应考虑。在此期间，荣某先后6次共送给徐社新人民币2.5万元、美金5000元。

　　「结果」在2006年12月30日召开的书记碰头会上，徐社新提议把荣某调整到县发改委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准备以后有机会再安排其任县发改委主任，与会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表示同意。2007年3月，荣某被任命为五河县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主持工作。为感谢徐社新的帮助并希望在徐的关照下顺利升任县发改委主任，荣某之后又分两次送给徐社新1.3万元。

　　——关于薛某的晋升问题

　　「铺垫」2005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时任五河县发改委主任的薛某为了请徐社新在其职务安排上给予关照，来到徐社新家中，送给徐妻3000元，徐妻收下后告诉了徐社新。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薛某请徐社新对其职务予以关照，并送给徐社新4000元。2006年9月，薛某再次来到徐社新的办公室，表达了在换届时提名其为副县长候选人的想法。2006年10月的一天，为了请徐社新提名其为副县长候选人，薛某第三次送给徐社新3万元。

　　「结果」在2006年12月30日召开的书记碰头会上，徐社新提出把薛某作为副县长候选人，参加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均表示同意。2007年2月，在县人代会召开时，徐社新安排县委组织部部长组织10名人大代表联名，推选薛某为五河县副县长候选人，后薛某当选。

　　——关于张某的职务调整问题

　　「铺垫」2004年中秋节和2005年春节，时任五河县小圩镇党委书记的张某为了能进县领导班子，先后两次分别送给徐社新2000元购物卡和2000元人民币。2005年9月，经徐社新安排，张某调任五河县财政局党组书记。由于对这个职务不满意，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张某请徐社新帮其调整职位，并送给徐社新2000元人民币。

　　「结果」在2006年12月30日的书记碰头会上，徐社新提议将张某调任县民政局局长，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部长均表示同意。2007年4月，张某被任命为五河县民政局局长。为表示感谢，张某又送给徐社新2000元人民币。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2年4月至2008年3月，徐社新在担任五河县“一把手”期间，仅在为他人的提拔晋升、工作安排、职务调整方面就收受贿赂人民币近110万元、美金5000元和欧元500元，占其受贿总额的40%强^④。

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张改萍在卖官过程中，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买官卖官”之实。在任期间，她对干部工作“常抓不懈”，甚至在被“双规”前不久，还在“积极探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严格对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考核、程序、范围、内容以及评定的标准”，要“使干部管理走向规范化和合理化”。在卖官过程中，张改萍并不总是“一言堂”，而是善于“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区纪委副书记陈某想当教育局长，借了30多万元送给张改萍。张改萍通过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带头投了陈某一票，最终让陈某如愿以偿^⑤。

 

逢年过节“发财致富”

    作为一个县的一把手，逢年过节，张华琪和徐波不是想着怎样为处在贫困线上的140多万颍上人民造福，而是把年节当成“发财致富”的时机。 
    张华琪开始担任颍上县委书记时，正是王怀忠（已被判刑）主政时期，阜阳的风气不正，年节一到，每天往机关家属大院送礼的车子有上百辆，排起了长队。耳闻目睹这种买官卖官的恶劣风气，张华琪心中不忧却喜，庆幸自己拿到了一个大县的干部使用拍板权，赶上了“发财致富”的好时候。 
    果不其然，送礼大军到了。从腊月廿三开始，张华琪的家中热闹起来。张华琪在家里时，由他亲自接待，外出时由夫人值守“岗位”，沏热茶，收银子，然后把来人的请托事项告诉给张华琪。 
    当县委书记的第一年春节，共有20多名科级干部到张华琪家“拜年”，张华琪按礼金的大小一一做了安排。 
    从1998年开始，张华琪连续4年春节受贿超过20万元，受贿最多的1999年春节甚至达到了40多万元，连中秋这样的节日也有万元甚至几万元的进账。 
    比张华琪大3岁的徐波，到颍上任职的时间却比张晚了3年。他于1998年6月任颍上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当时张是县委书记。2000年7月张调任阜阳市委秘书长后，徐波坐上了县委书记的位子上。两年之后，徐任阜阳市政协秘书长，直至2004年8月被双规。 
    徐波到任时正是张华琪大肆收受贿赂的时候。眼看着身为县委一把手的张华琪把主导全县干部调整的县委常委会变成了“卖官场”，很快便掌握了张华琪受贿的全套“本事”。笔者作了一个统计，徐波在非法收受他人的136.18万元财物中，仅年节就达到113.3万元，占83.3％。 
    从1999年开始，徐波连续4年春节受贿超过10万元，2001年和2002年春节期间，更是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30.28万和32.7万元，4个春节收受下属送来的“过节费”居然超过100万元。 
   “拜年”官员想要达到的目的，徐波在日后帮他们绝大多数达到了。颍上县国税局原局长绳某从1999年到2002年，5个节日送去了2.1万元，如愿调任县财政局局长；古城乡党委副书记聂某某从1999年到2002年，4个节日送去了2.6万，聂某某得以先被提拔为镇长，后被任命为镇党委书记。

买卖官帽牟取私利

    自1997年8月张华琪第一次主持县委常委会研究干部任用问题后，5个月内连续召开5次常委会，对全县所有乡镇的党政班子来了一个“不留死角”的调整，涉及100多名干部。由于他调整的标准是“不送不重用（提拔），送少动一动（换单位），送多往上蹦（升官）”，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暗自把泪流。
    几次常委会下来，为了让卖官售爵发挥更大的作用，带来更丰厚的“利润”，他开始把研究人事调整的县委常委会放在每年的春节前和春节后开。这样一来，更激发和调动了各级各单位头头脑脑们“拜年”的“积极性”。不送礼的，担心把自己从经济富裕的乡镇调整到经济条件差的地方，送礼少的，害怕自己被安排得不满意。有的乡镇一把手为了不离开原来的乡镇，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不断送，不断加深张华琪对自己的“印象”。 
    正因为张华琪把常委会当成了“卖官场”，而且专拣过年前后调整人事，花钱就有机会当官，使跑官要官、送钱买官成为颍上县当时的社会风气，并由此激发了不少做当官梦者的官瘾。 
    陈某是颍上县的一名普通公安民警，要是靠自身努力，不知什么时间才能熬成副科。陈某的老爸从张华琪当上县委书记的第一年就开始注入“官帽资金”，两年后，“投资”超过5位数的陈某被任命为一个大镇的组织委员。 
    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徐波在担任颍上县委书记的3年多时间里，总共卖出了29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售出两顶。 
    2001年，颍上县选派一批干部充实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在确定下派人选时，徐波建议选派曾要求其给予关照的县委办公室副科级秘书王某到颍上县江店孜镇任党委副书记。2001年8月，王某调任江店孜镇党委副书记。同年中秋节前的一天，王某带着4万元来到徐波家，感谢徐波对其重用。
    2002年初，颍上县乡镇换届时，在徐波的“关照”下，王某被提名为江店孜镇镇长候选人。为了表示感谢，同年春节前的一天，王某来到颍上宾馆徐波的住处，送给徐2万元；春节期间，又到徐波家里送去2000元。 
    在“关照”———“感谢”———再“关照”———再“感谢”的默契循环中，王某步步高升，2002年春节过后，如愿当选镇长^⑥。

　 “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

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担任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刷新了多项纪录：判决书最长———达114页；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卖出官帽最多———共计卖出110顶官帽；官帽价值平均每顶一万多元。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成为安徽第一巨贪“县令”。该县共有37个乡镇，无一不向陈兆丰行贿。

　　“要想富，动干部”，陈兆丰深谙此道。

　　陈兆丰利用乡镇换届、撤并乡镇、机关机构改革时机，大批调整干部。方案都由他一人拿，组织部只能按照他的方案去履行手续。

　　2001年，当组织部将乡镇换届干部调整方案交给陈兆丰审阅时，陈把方案扔到一边，并说：“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接着他又重新提出一套方案，对行贿者视情况都作了相应安排。

　　2002年7月的某一天，陈兆丰突然来到解放军某部一实验基地秘密住下，并关掉手机，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两天后，他鼓捣出了一份长达5页纸、写有多达几百人名字的“名单”，交组织部门去“按程序”考核。他还把这份方案交给县委某领导征求意见，当这位有着多年组织工作经验的领导提出，此方案中有三处违反组织原则时，他大为恼火。在他的操纵下，这份方案在没有作任何调整的情况下，在书记办公会和常委会上得到通过。

　　1995年，中央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2002年7月，中央又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各级党委选拔任用干部必须严格按照“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程序进行。但陈兆丰无视这些规定，在乡镇换届人事安排上，不在县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成员之间酝酿；机关机构改革人事方案，也只是象征性地征求县委某主要领导的意见。所提拔的干部中，有的没经过民主推荐，有的虽然经过民主推荐，也只是走过场，根本没有考虑民意，有的甚至没经过组织部门严格考察，从而导致用人失察失误，带病上岗者有之，能力平平者有之。

　　陈兆丰为了对行贿买官者有个交代，竟实行党政分设，严重超职数配备干部。全县25个局机关单独设立了25名专职党组书记，造成了局机关分工重叠，一些单位推诿扯皮、相互掣肘、效率低下；县直机关有32个单位超职数配备45人,全县37个乡镇党委、政府班子组成人员都在11人以上。

　　“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如今已经退休在家的定远县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张保林说：“当时定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陈兆丰用人不是凭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而是凭送给他钱的多少。那段时间，定远‘跑官要官’之风盛行。”

　　1997年年底，时任能仁乡副乡长的许某和陈兆丰的朋友唐某一道来到陈兆丰家，送给陈6000元，请陈兆丰提拔使用许；第二年年底，许被提拔为能仁乡副书记。1999年秋的一天早上，熟门熟路的许某带着1万元独自来到陈家，把钱放在桌子上后，开门见山地请陈将其提拔为乡长，陈收下后当场给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家训打电话，将许确定为严涧乡乡长候选人并最终使其当选。

　　2000年，时任定远县炉桥镇副镇长的朱某为了职务升迁一事，与陈兆丰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先后两次到陈家，共送陈8万元。2000年12月乡镇换届时，朱被任命为定远县卜店乡党委书记。

　　2002年上半年的一天，定远县法制局副局长李某的妻子带着从朋友处借来的两万元来到陈兆丰家，请陈提拔自己的丈夫，陈收下后给王家训打了招呼。2002年8月31日,李某任司法局党组书记，一个月后成为局长。

　　在陈兆丰所卖的官帽中，最贵的一顶是由城西办事处原党委书记杨守兰买走的。

　　1995年，杨在任县花园湖公园筹建征地组组长期间，贪污征地专项资金15万元。2001年10月，安徽省第七次党代会在合肥市召开，会议期间，杨守兰来到合肥市某宾馆陈兆丰的房间，将其贪污的13万元送给了陈兆丰，提出想到人大、政协任职。陈兆丰回到县里后，立即让王家训安排人对杨守兰进行考核。

　　一个月后，杨守兰一路升迁：定远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县政协副主席。杨守兰在买来的副县级位子上还没坐稳，陈兆丰案发，杨行贿买官的事也跟着暴露。

　　与陈兆丰一样，被判有期徒刑10年的安徽省阜南县原县委书记殷光立，在任用干部时也是“唯钱是举”：1999年11月，该县方集镇书记李思功因在基层工作多年，想调回县城工作，看到县农委缺主任一职，即以县委书记殷光立妻子张某名义存款19888元，送到殷光立家，并提出任县农委主任的要求，殷答应考虑。

　　半年后，县委调整干部，没有调动李思功，但县农委主任仍缺职。李思功认为可能送钱太少，又从亲友处借款8万元，于2000年6月2日晨送到殷光立的办公室。殷收钱后，给李思功安排为县农委党组书记。殷还曾因提拔一乡长收受贿赂3.5万元。

　　“唯钱是举”，在县委书记腐败案件中十分普遍。

　　上级难监督，下级、群众监督难

　　从1992年到2002年，一直担任定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张保林感慨地说：“用权力做交易是陈兆丰的一贯手法。当时我是分管人事的组织部副部长，对陈兆丰的做法非常不满，为此他就绕开我，找其他人‘合作’。这一案件的教训深刻，首先是一把手的权力太集中不好。当时，县委组织部在将干部情况提交常委会讨论时都要先向陈兆丰单独汇报，再向常委会汇报。这使他‘平时收钱，关键时用权’有了空间，使得权钱交易在当时的定远县成了气候。同时，常委会的表决方式也要改一改，不能‘书记定调子、常委举举手’。同时，各级纪委要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

　　“我当时就是因为不跑不送，虽然工作得到了上级组织部门的充分肯定，但一直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子上待到了退休。”张保林感慨地说，“一次陈兆丰当着有关领导的面说要提拔我，最后因为我没有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陈兆丰案件的发生首先是制度约束不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不够健全，还有空子给别有用心的人可钻。虽然中央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但这些文件，只是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条件、程序、纪律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动议、提名、考察对象的确定、酝酿的程序、讨论决定时的表决方式等，都没有作出科学的强制性规范，对县委书记在用人上搞不正之风和腐败很难遏制。”定远县委组织部课题调研组在该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董学赋的带领下，深入分析了陈兆丰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后，在提交的课题报告中分析道^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我党不重视选人用人吗？不！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人用人。1995年，中央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2002年7月，中央又下发了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各级党委选拔任用干部必须严格按照“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在2010年3月17日召开的全国组织系统深入推进“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视频会议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权利和利益的深刻调整，是检验组工干部党性的重要战场。基于党性谋划改革，改革就不会走偏方向；立足党性推进改革，改革才不怕触动既得利益。各级组织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抓住干部群众反映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毫不动摇地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坚持和完善民主推荐、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办法，坚持重德才、重实绩、重公论用人，防止唯票取人、唯考取人、唯年轻取人。要继续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不正之风作斗争，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拉票贿选，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为严肃换届纪律，中纪委、中组部2011年1月22日还提出了“5个严禁、17个不准”的要求。然而就是因为选举没有选好，尽管公推直选搞了十多年了，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遏制住买官卖官。买官卖官是个老大难的问题。2005年，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 就先后有18名现任和原任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 原因多是因为卖官买官。自2006年河南省县级党委换届后的四年间，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其中9名是在县委书记任上被查处，13名是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提拔或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不到一年被查处。始于2009年的茂名官场窝案共涉及广东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领导无一幸免，其中159人案嫌行贿卖官。去年以来，山西已有17名现任及原任岗位为县委书记的干部落马。此外，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河北省青龙县原县委书记高东辉在得知调任消息后突击提拔调整283名干部，湖南省株洲县原县委书记龙国华高升时顶风突击提拔100多名官员。腐败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我们党的组织部门是有责任的。总之一句话，我们如果还是这样选举，不管我们提出多么高的要求，则还会出现塌方式腐败的现象。

杜牧在《阿房宫斌》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全国组织部长会议1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树立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突出工作重点,强化责任担当,不断提高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水平,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组织保证。

　　刘云山指出,加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建设、深化党内经常性教育,重要的是深入学习党章党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引导广大党员自觉用党章和党规党纪规范自己的言行,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深刻领会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通过学习,更好地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修身律己、干事创业各个方面。

刘云山指出,做好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委领导和把关作用,发挥纪委和组织部门职能作用,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握好干部成长路径,选出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配出结构优功能强的好班子,换出心齐气顺劲足的好面貌。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警示教育,坚决查处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创新干部考察选拔任用方式,全面历史辩证地考察识别干部,改进民主推荐的程序和方法,防止简单以票取人……

习近平以“零容忍”“零懈怠”保证换届的风清气正

2016年03月19日 10:52   来源：学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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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明两年，是省市县乡村集中换届之年，选人用人问题，备受关注。能不能选出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组建起强班子、硬队伍，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2016年3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今明两年，全国省市县乡要陆续换届，要深刻吸取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的教训，以‘零容忍’的政治态度、规范严谨的法定程序、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严肃认真的纪律要求，坚决杜绝此类现象发生。”习近平正以“零容忍”“零懈怠”根除贿选“阴霾”，保证换届的风清气正。

我们现在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不会再象以前这样选举了。为了落实好“选干部防止简单以票取人”，我们要作出科学的强制性规范，坚决堵住制度上的漏洞，规定组织考察要放在选举前，即采取现在通行的“公推直选”的方法，通过组织推荐、党员联名举荐、党员个人自荐三种方式，产生报名人选，在党组织资格审查后，上一级党组织对下一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的候选人预备人选要进行严格深入的考察，组织考察是“组织”的考察，不能由一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在通过组织考察和纪委的廉政鉴定后，正式选举了，就要以票取人（当然了，在选举中有贿选行为的，即使选上了的，也要把他（她）拽下来），以保证民主的权威性。

 

 

 

 

①《王儒林为何震惊一副市长受贿6亿？》凤凰博客 作者：胡显达 2016-03-07 08：54

② “1日书记”暴干部任命乱象  周蓬安 2015-01-10  源：人民网

③ ⑤权利异化下的“问题书记”2006年10月18日 09：12 

      作者:人民论坛记者 陶建群

        ④安徽三厅官落马受审 任县委书记时卖官十年

2010年06月08日 检察日报

⑥国家级贫困县两任县委书记的腐败之路  宾语郁娟  2006年02月19日 11:16  新华网 

⑦ "千万县令"动干部卖出百余顶乌纱 2007年12月10日 07:41:49 　来源：中国青年报

 

 

 

延伸阅读：

 

《乡镇如何选举呢？》

http://ezheng.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2178401

《建议基层选举干部引入竞争机制》http://ezheng.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1297998&boardId=1&view=1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50070270.html

 

 

 

 

       曹许明

 201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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