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谈及这个话题，是因为反思去年股灾，以及2016年新年第一天开市的两次爆跌，这跟股市“大跃进”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大跃进的危害，不在于它的目的不好，而是手段激进，反映出违背客观规律的实质，最终导致危害性巨大的恶果。股市的大跃进也是如此。先是去年上半年以来，场外配资以及市场融资额的不断增长导致的推高股市，未能及时引起监管部门的反应，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采取的手段又过分激烈，导致踩踏事件的发生。外国使用几年时间清理配资融资的时间，被管理层希望在短短几个月清理出效果。这岂非手段的大跃进？2015年大量发行新股，对资本市场的大抽血是不言而喻的。

        在2015年7月8日救市以后，暂停在6个月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以来，在2015年12月31日仍未明确这些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的比例以及间隔期限，指导2016年1月4日市场用脚投票之后，仍未充分认识这当中的后果。主观上认为大规模开禁也许并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导致相关管理措施滞后。这也是大跃进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

       当前，在监管部门管理透明度公平性尚不是很好的情形下，推进注册制，是否会引来新一轮的抽血大针？尽管管理层表态，会合理安排发行新股进度。仍然有疑问：何为合理？不合理的时候如何纠错？经过这两次熔断机制”之后，管理层在暂停“熔断机制”之后，曾表态说，中国投资者仍是羊群效应比较明显，不够冷静理性。那么在注册制之下，如何引导投资者比较合理地进行投资，是不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