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的多名律师及相关人员，被指涉嫌严重违法犯罪遭刑拘，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事实还有待确认，结果还需法院定宣判。但一些媒体给他们冠以“维权”律师、推手、与“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名目；网络上也有网民说他们是“诉棍”、“黑律师”、“律痞”、“恶势力”，认为“早就该收拾了”；甚至有舆论认为，现在的律师99%都是逐利的法律蛀虫。这就有整体抹黑中国律师界之嫌了，更是情绪化、不负责的言论，不利于中国法治建设。

据现在看到的报道，锋锐律师事务及相关人员，热衷于插手炒作敏感案事件，“遇有敏感案事件，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在庭外、网下声援滋事，内外呼应，相互借力，成为炒作敏感案事件的直接推动力。”

律师不将自己的战场置于法庭之上，通过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对证据的搜取，以及对法律依据的查找，在法庭上作掷地有声的辩护；而是在法庭上或是在法庭外，采取这样一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手段，试图通过炒作，让案件获得舆论对案件的关注，或是影响审判的进程和结果，这本身就是十分诡异的事。

首先，“死磕”在这里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词，如果是表达律师的敬业精神，那意味着律师对自己代理的案件负责，哪怕当事人打赢官司有万分之一的希望，都不放弃，坚持到底，其情可佩。可是很显然，“死嗑”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无理取闹、有意滋事的意思。照理说，律师是最应该用事实和证据说话的群体，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有一分证据，争一分权利，怎么会变成了无理取闹者了？是什么让律师变成了通过“行为艺术”来进行无理取闹的人？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值得深思。

假如法律得到严格遵守，法庭能够严格依法审理，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在规则和程序内据理力争，反之，作为弱者的律师及其代理的当事人，有可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使用“医闹”一般丑陋而无奈的行为。也就是说，权利需要去争取，谁都希望通过合法的合情的合理的方式去争取，但求之而不得时，就只能做“沉默的羔羊”，安心接受不公？我们既要反思律师维权方式的野蛮，也要反思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次，所谓炒作本无原罪，商家可以利用，团体可以利用，个人可以利用，只要是合法合规的，就应该允许。律师通过一系列类似“行为艺术”来炒作，目的是要广而告之，是要发声，是要让许多人能听得到。这从侧面说明，正常的声音传递渠道不畅通或者变形了，于是才会有更多剑走偏峰的做法。

再者，斥责律师有个人私利在其中也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在市场里面，律师只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人，他们要养家糊口，当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代理的当事人并不一定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施害者，不一定是正面人物，也可能是负面人物，但因为律师的参与，律师的辩护，让正义得到伸张，邪恶得到惩罚，作恶者也赢得了法律的公正体面的对待。没有律师，无论受害者还是作恶者都不可能得到公正以待，社会公义无从谈起。

至于说律师与“访民”相互勾连，也需要认真辨析，“访民”上访往往是因为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求诉无门，缺乏法律救助，不得不走向“告御状”之路。“告御状”之路走不通时，就会有出格的举动。“访民”与律师走到一起，获得律师帮助，有利于将访民维权纳入到法律轨道，这本是一件好事，也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不应将“访民”视为“刁民”的偏见投射到律师身上，这种偏见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

斥责律师“把普通事件炒作成热点事件，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和网民跟进，煽动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这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说法和做法，这是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将维权问题维稳化，上纲上线，无疑自树敌人，将本来只是谋取个人私利，仍然在采取合法的合情的合理的方式去争取权利的人往“裸奔”的方向推一把，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法治国”的核心，是由人治走向法治；由统治走向共治(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公民共同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治理)；由权治走向能治；由他治走向自治。无论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还是社会治理，其基本方式都是法治轨道上的治理，是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治理。

具体到司法领域，司法机关更应该在“依法治国”上率垂范，而司法领域走上法治轨道，离不律师，离不开对律师权利的维护，律师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何以让人相信司法，相信法律，相信依法治国？我们不怀疑律师界确有害群之马，但不可一叶障目，一笔抹黑，如果司法制度健全并得到严格执行，相信老老实实靠本事吃饭的律师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