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0年，中央再次表彰一批优秀县委书记，意义非常，说明中共深得“郡县治，天下安”之深意。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其实西周本无郡县，周朝搞的是分封制，但时间长了，天下之乱由分封而起，诸侯争霸，周室衰微，变成可怜虫，这前车之鉴诸侯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自己要是再行分封制，就等于走老路、走邪路，那样分封下去，谁能保证被封者有一天不造自己的反，把自己当木偶？为了吸取周王室的教训，各国诸侯不得不寻找新的统治方法，在夺得新的土地人口时，不再分封亲贵，而是委派官吏去管理，分封制转变成郡县制。

在郡县制下，地方政令制于中央，郡县守令等地方官员均由国君任命，并可视其政绩优劣随时撤换。他们只是作为君主的代理人来暂管当地事务，并不具有该县的归属权，自然也就无法以此为据点形成盘根错节的私家势力。

通过郡县制削弱地方贵族势力，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形权力结构，帝王站在塔尖上，总揽权力，各级官吏，都要向皇帝负责，官吏的德行政绩、提拔任免、奖罚升降最终由皇帝评判掌握，各级官吏不得不俯首听命于中央，不易出现分封制的诸多弊病。

“楚邦之法，禄臣二世而收地。”由于郡县制采取委派官员代理管理，不同于分封宗亲自治，官员的职位不终身、多数不世袭，可以防止权力固化，增加社会流动，“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行伍”，这是一大进步。

在传统社会中，皇权止于县政，县是最基层的行政建制，县政是一切政事的开端，“万事胚胎，皆在州县”；县制具有完整性、规范性、法理性和条文性等特征。“官治”的秩序和力量基本到此为止，行政机构的管理基本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那里主要依靠宗族特有的势力维系。

“官治”能够做到县一级安稳，基本上可以保天下太平。

今天，虽然县政不是最小的基层政权，但是无论从政治完整性还是经济完整性而言，县政是实质上的完整的基层政权，说县委是中共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形象而贴切，县治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这次在会见102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又说，在中共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

县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县委书记无疑是县治的关键要素。过去，新科进士去赴任知县，皇帝要与之亲自谈话。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把县委书记视为“一线总指挥”，是中共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其对县官作用之看重可谓朝斯夕斯，念兹在兹。

确实，“基层不牢，地动山摇”，县级基层政策直接承担着地方公共服务的职能，与民众的联系更直接，如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民众会感激，地方会安稳；如果存在县官不作为、乱作为、作风恶劣、渎职腐败等行为，对基层群众利益的侵害非常直接。所以，基层民众对“老虎”作恶可能没有太多直接的感受，但一定会对“苍蝇”扑面感受真切，也更容易产生“上面是好的，下面搞坏了”的想法。县治衰败，对下，形成仿效之势，恶化基层政治生态；对上，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权威，侵蚀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损失民心，绝非小事。

近些年，基层政权尤其是县级乱象让中央担忧，有不少县委书记出事的报道十分刺目，自十八大反腐以来，县委书记落马的比例也比较大，人们甚至要问，“为什么出事的总是县委书记？”这不能不令中央新重审视和加强县级治理。

榜样的作用可能是巨大的，也可能微乎其微，中央再次表彰一批优秀县委书记，希望其他县委书记见贤思齐。但俗话说，“抄家的知县，灭门的府尹”，县委书记虽是基层官员，却又天高皇帝远，下边的民众不直接决定他的官帽、他的政治命运，其权力超大。县治的关键不是树榜样，是约束县官们的权力。其方法无非二途，要么发展民主，搞县级直选，让选民用选票说话；要么加强上级监督，这都需要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