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早上好，在这儿做《诺贝尔奖之问》，这个时候应该是颁奖的时候，我们在这儿谈论这个话题，某种意义上对中科院是个很巨大的压力，因为中科院是科研的国家队，可能每年到颁诺奖的时候，这个问题都会被问无数，什么时候中国人能拿？事实上我们中科院正在踏实的实行“率先计划”，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了。今天我在这儿说纯粹也是自己的观点，另外我二十年工作前十年在社科院，后十年在中科院，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社科院来说话，是另外一半话题。总之我下边的发言完全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中科院的想法。

　　

　　第一，我觉得诺奖确实反映了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高峰，但也不是一个国家创新的全部，比如说现在对于人类影响最大的互联网技术或者IT技术并不在诺奖颁布的范围之内，而这些方面比如说在互联网和IT技术方面，近十年来中国的成长是非常巨大的，举个例子，十年前国际上顶端的IT类的学术会大概有六个左右，基本上看不到中国人的面孔，有的话也是华裔的面孔，但是十年后现在世界上最顶级的IT会上有三分之一的面孔是中国人，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们是和世界平齐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华为，华为申请的专利已经超过思科了，所以未来如果在IT领域有诺奖，华为获得诺奖可能并不奇怪。我们分析为什么IT类的学科中国的竞争力如此成长之快？可能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开放，因为我们允许微软到中国办研究院，允许谷歌到中国办研究院，所以微软和全国20座大学合作，一下子把中国IT类型人员的技术提到了国际顶端。

　　

　　第二，中国信息技术的创新人口驱动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比如说阿里巴巴每年搞的光棍节，光棍节购物的人次一天的点击率上亿次，能满足上亿次的点击，它的云计算技术一定非常棒，全世界每天访问上亿的平台中国至少占了六个，由于这种人口基础强烈的反映带来了云技术技术的先进，使得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如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铁道部有个12315网站一到春节就死机，但是阿里巴巴从来不死机，这就是技术的差别。就是人口基数大也可以促进科技的发展，所以如果未来有可能获诺贝尔奖，我们甚至认为在中国搞行为经营的人可能会获经济学诺贝尔奖，为什么？现在美国的炒股已经都是计算机在炒了，而中国还是散户在炒，而这些散户行为的发掘如果能总结出学问来，这就是世界最好的学问，我们的人口基数大也会带来技术的创新。

　　

　　所以总结一下IT类的技术在世界领先的道理，我觉得有两条，一个是开放竞争，一个是发挥了巨大的基数效应，或者过去说是人口红利，我们在科研上说是基数效应。其实这两条经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经验，各位想一下，我们改革开放的总经验是不是就是开放竞争和巨大的人口红利？为什么到诺贝尔奖这个层面这个基数效应不到零呢？

　　

　　现在中国人有两个痛，一个是中国足球，恐怕第二个就是诺贝尔奖，中国足球好几亿男人怎么选不出11个会踢球的。同样中国理工类的毕业生去年已经超过美国了，中国科技人员的总量也远远超过美国，总觉得那么大的基数中为什么不能有两个领诺奖的呢？为什么现在基数效应在这里没有发挥作用？我们觉得现在从诺奖的趋势看有两个结构性矛盾，一是诺奖近些年来特别是生物、化学和生理，基本上从过去的理论创新，比如说二三十年代是爱因斯坦、狄拉克、量子力学，那两个人一支笔就行，现在更多的是单项重大技术发明，不是过去纯理论的创新就可以了。而这种重大的技术发明是需要有领先的工业基础和领先的实验室的，而这个领先实验室决定每年科研选取的方向，都是一些学术带头人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说现在的学术带头人可能还不能规划很好的科研方向，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第二个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的科研人员虽然基数很大，应该承认到现在为止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才刚刚弥补，我们知道六十年代人受的教育才是比较全的，六十年代的人逐渐进入现在学术的舞台，但是六十年代学术的做法如果不是海归，就国内培养的人才来说，其实在前十年完全处于追赶的范畴。比如说刚才黄书记说的，现在很多单位还是以SCI作为指标，客观的说现在中国的教授正高中间，前几年能发一篇SCI文章对他们还是高要求的，近些年来至少科学院的正高是没有问题的，发表SCI已经是比较手到擒来的事情了。其实SCI在中国大部分高校来说要求还是很高的，为什么用这个指标来要求？其实它是一个你能不能进入国际科研主流的标志，并不是说以SCI作为考核的导向。因此六十年代的学人能在SCI里或者SSCI里发表文章，我估计不会超过10%。

　　

　　可能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代人他们的学养就更加完善，我们现在感觉到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某种意义上因为有海归的博士，有土归的博士，我们认为至少和日本差不多，日本好多博士和我们科学院自己的博士比不一定比我们做得出色，但是美国前五十名名校培养的博士确实还是比较牛的。这是我说的两个结构性的差距，一个是选题的方向现在有问题，有一个说法叫师傅不明弟子拙嘛。第二个是人才的队伍，现在能赶上国际大波队伍的我估计应该是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六十年代的人还是在追赶。

　　

　　一提到科研的问题或者诺奖之问，大家基本就会检讨一下中国的教育体制或者科技体制，我个人觉得泛泛的检讨可能还不是很深入，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在科技和教育体制中有两点值得检讨。第一是关于经费的问题，就近些年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应该是增长率很快的，我们把经费分成两个类型，一个叫常规经费，一个是竞争性经费。常规经费就是给予你各种各样日常的补贴或者列入常规预算的，事实上常规经费这部分并没有增长太多，比如说工资并没有增长太多。

　　

　　增长最快的是竞争性经费，就是所谓的课题，不管是国家的课题还是企业的课题，去竞争来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写各种各样的报告，一定是随着各种各样指挥棒来转的。核心的问题是在竞争力经费里并不承认脑力劳动的价值，再加上科研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在所有的经费都要求做预算，像我的课题中我申请一个出国的预算，那就得看我在国外投这篇文章是不是中了？如果不中，那我做的这笔经费最后审计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如果中了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是靠概率的。所以把科研经费完全当做行政性拨款的机制恐怕要检讨一下。我说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哪怕我拿这个经费雇一个保姆，保姆能够干杂事，给我提高了时间效率，这完全可以，但是现在不行。所以在竞争性经费和常规性经费的比例中恐怕要做一些改变。如果大家申请的全是竞争性经费，而竞争性经费按照行政性经费管理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或者是有很多问题的。这是第一个体制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人的创新的年龄，按照现在的人才成长规律大约在30-40岁，其实诺奖这些先生们在做贡献的时候，获奖可能是五六十岁，但是主要的工作应该是30-40岁之间。可是对于现在的知识分子在30-40岁之间是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他们要评职称，在教学岗位不能忽视教学，申请经费又得有名头。所以这个阶段是他们最需要经费而且最需要支持力度的，恰好是支持力度最小的时候。南方有一个大学的做法比较好，博士、博士后进这个大学之后，连续八年学校每年给20万科研经费，你也不需要去上课，为什么？他们有个理论，如果年轻的教授、副教授去上课，因为生活压力大，会把牢骚传递给学生。所以干脆每年20万养你，养八年，八年你如果评不上副教授自己离开，这20万经费可以归他们自己支配，所以我认为这有点像古代的养士制度，这是培养科研具有自主创新精神的基数教育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其实在国内有条件的研究所和重点大学应该可以考虑这种模式，南方有大学已经在开始这么做了。所以一定要打破博弈的。

　　

　　因此，从体制设计上，如果从细节角度来说，常规性经费和竞争性经费的比例是一个关键。第二如何减少30-40岁这波人的外部压力，某种意义上能够恢复一下养士的制度也许是可以做大获奖技术的。第三个问题，其实在一个国家从整体的制度设计来说，我们现在整体上叫科技创新，事实上科技创新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科技，一部分叫创新，科技就是把钱变成知识，创新就是把知识变成钱，所以这是一反一正的过程，在科技的制度设计中间某种意义上它是一定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就是科技选题的多样性，形成一个生态，因为由于探索的不确定性，我们并不知道哪片云彩能下雨，所以科技制度总体设计上应该是这样。创新这部分更重要，怎么把钱变成知识，把钱变成知识就需要完成一个创新链，现在不仅仅有创新就可以了，习主席说要有个创新链，创新链条要连起来，创新的各个环节不能形成孤岛，形成孤岛成果不能转化成产品，整个链条也不能形成市场价值，最后创新的效果也达不到。

　　

　　我自己从国际一些案例中研究出来有一个结论，现在国际上比较成功的有四条创新链。第一条是颠覆式创新链，把原来某一个行业给颠覆了，苹果也是这个套路，用一个新的创新技术把原来的行业颠覆了。第二条是牵引式创新链，概念牵引或者某个重大工程的牵引。第三条是持续式创新链，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德国，我们知道德国有一些百年老店，因为有很多技术创新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德国的机械工业是全球最好的，或者说精密机床是全球最好的？因为它的精密机床或者机械都是从爷爷就开始干起，有点像我们的白家老号一样，有几辈人在持续创新。

　　

　　德国有四个学会，专门有一个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学会，它和德国的各个企业有密切联系，德国还有非常好的其他方面的制度设计，比如说德国的遗产法规定如果我把一个工厂传递给我儿子，基本上是不收遗产税的，如果我把工厂变卖变成钱，国家要收70%的遗产税，德国就要自承父业，这样就可以持续创新。德国对中小型科技企业还有另外一种保护，我们知道中小型科技企业在市场波动中容易受到冲击，它怎么做呢？如果你的开工率一个星期只有两天，另外三天不开工，另外三天的工资由政府帮你发，就是为了保持中小企业不受经济波动影响，他们有非常好的制度设计，所以德国人就在精密机械持续的创新，形成了它的优势。举个例子，世界钢琴的产量中国大约占70%，但是我们只占世界产值的30%，德国的钢琴不到世界产量的5%，但是德国钢琴的价值占全球的30%，每年就生产八千台钢琴，就是世界最顶级的市场。所以德国人持续的创新有它可以研究的地方。

　　

　　第四条是超越式创新链，我们看到日本最近诺奖获得者比较多，日本的工业后发要超越美国，现在日本的获奖其实是日本前20年的积累，日本最近的创新形势并不乐观，它做超越式创新，比如说日本的同传省和科技厅是我有明确分工的，另外它有产业组织，有行业协会，他要做一个专利，行业协会先研究一下，是不是把你的专利能绕过去，它有一个反逆向工程，如果你的专利能绕过去了，日本人就不会买你的，如果你的专利绕不过去，它就组织整个行业协会来买这个专利。所以日本人在做超越式创新方面有独到之处。但是由于日本的工业基础已经到了全球第一了，原始创新现在遇到了问题，所以日本最近的创新并不太乐观。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创新链？其实就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中需要反复思考的。总之，科技是把钱变成知识，而创新是把知识变成钱，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一个正向链条和一个逆向链条缺一不可，都是我们制度设计的要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