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的一个比喻

 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经典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的前言中说，他关于东南亚农民反抗与生存的研究，“开始于托尼的一个比喻，他说‘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理查德·H·托尼关于农村人口生存困境的这一生动比喻，来自他的著作《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1年11月，托尼为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来到中国上海，这部著作的内容是他为这次会议准备的材料。回国后整理成文稿于1932年出版。托尼的这一比喻，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二十世纪初经济落后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农民的生存困境。在黄宗智研究中国农业“过密化”困境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两次提及这一比喻。

托尼这部著作叫做“中国的土地和劳动”，顾名思义，其主题会被理解为关于土地或土地制度以及劳动或劳动制度。其实，这部著作的主题是关于那个时代中国经济的概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出路的思考。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所以主要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角度出发。全书的核心内容集中在二三四章，分别是“农业组织”、“农民问题”和“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从内容上看，取书名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应该是最合适的，但“三农问题”只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提法。托尼对中国经济问题没有太多太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了解，那次到中国，也仅仅是参加了学术会议，可能还有随后几天走马观花的考察。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当时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调研统计机构的数据材料。尽管如此，基于科学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再加上对穷苦大众深深的同情，托尼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绩。在关于近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领域，托尼的这一著作一直被看成是一部经典或者杰作，就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托尼的很多认识还是能发人深省。

 托尼的著作，集中讨论了五个方面中国的“农民问题”。

土地耕作。土地耕作方法与土地的分配和占有状况有着内在联系。因为人多地少，家庭经营规模本来就不大。土地本身在质量方面有着复杂的差别，出于公平分配的需要，也是出于降低风险的需要，土地往往被分割成零散细碎的小块。土地分配的细碎化，降低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也增加了土地经营的难度。人多地少的现状，同时也推动中国农民在提高产量增加收入等方面多下功夫。比如通过积肥来维持地力，通过修梯田来提高生产力，通过灌溉来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套种来提高土地利用程度，通过发展园艺来利用剩余劳动力，等等。托尼注意到，尽管中国农民是全世界最勤劳的劳动者，他们通过精耕细作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但人均产量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托尼对这种状况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决定农业人口生活标准的应该是人均产量，而不是每一亩的平均产量。繁荣应该是‘人’的繁荣，而不是‘土地’的繁荣。”（P46）其实，由于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方法陈旧，即使“土地的繁荣”也没有实现。在三种主要农产品小麦、玉米、水稻亩产的国际比较中，中国在小麦和玉米方面落后于参与比较的所有国家，仅仅水稻亩产居于领先地位。可是，中国的水稻亩产与日本相比，又处于大大落后的状况。改良农业生产的出路还是在于农业科技，在于农业技术进步。托尼意识到，良种的推广，肥料的施用，耕作的有效组织，都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来说，技术进步实际上具有扩大土地面积的实际意义。这样，发展教育被托尼提高到改造传统中国农业的思路上来。但是，托尼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又缺乏信心。读托尼的著作，我们看到他所痛心的三十年代的教育状况，在今天依然存在。中国的教育，“非常偏重形式、书本和理论，这种偏重几乎到了一种不近人情的程度。”（P198）“中国的教育在很多时候看起来，就像是故意用教育方法使下一代人变得愚蠢，变得神经质，变得了然无趣。”（P198）“中国大学的整个教育体制充满了一种异国情调和矫揉造作，有点头重脚轻，过于学术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装腔作势了。”（P199）“中国正需要具有实用知识的人才，学校却给社会输送了过多的记者和舞文弄墨的人。”（P202）对中国令人痛心的教育状况，托尼只能寄希望未来的改良。

农产品出售。农产品出售是农民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根据卜凯教授等人的调查，三十年代的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率达到了50%左右。这么高的农产品商品化率，说明市场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利益实现的重要因素。当然，农民出售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有的是调剂余缺，有的是实现剩余，有的则可能是在生存压力之下无奈地以价高农产品换取价低农产品。在黄宗智的研究中，就有华北农民在秋收之后卖出高价小麦买回低价高粱或者玉米的做法。在农产品出售过程中，农民利益的实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交通。因为铁路和公路缺乏，没有水路的地方，只能依靠人力、畜力和简单原始的运输工具，成本高昂。据测算，陕西的农民将其生产的粮食运输到上海的面粉公司，其运费比从美国西雅图进口还高。由于运输困难，农产品交易往往形成一些小型的市场，这些市场相互隔离。其结果，一方面容易造成价格波动，造成垄断控制；另一方面，在饥荒时期，不利于地区之间粮食的调剂，从而会加剧饥荒的危害。关卡和国内税是制约农产品销售及农民利益实现另一个重要因素。三十年代的中国，地方割据，关卡林立，为商品流通设置了重重障碍，极大提高了交易费用。从北京到天津，就有7个税卡；从大豆产地黑龙江的富锦装载一马车大豆运送到哈尔滨，需要经过22个税卡。影响农产品销售中农民利益实现的最重要因素是市场垄断。农民以个体的方式进入市场，缺乏基本的议价能力。首先，缺乏仓储能力，粮食收获之后总是急于出手；其次，缺乏专业的市场经验，缺乏市场信息；再次，与个体农民面对的可能是具有垄断和操纵能力的商人或者同业公会。这样，进入市场的农民总是面临垄断操纵下的利益损失。据托尼的介绍，因为农民议价能力的不足，因为农民与其竞争对手之间力量的不平衡，农产品市场往往成为垄断者搏杀农民的屠宰场。庄稼收割之前，农民因为缺粮而购入，粮价高企，庄稼收割之后，粮价又被打压。作为垄断者的粮商，“在做买卖的名义下所做的很多事情，似乎就是垄断市场和囤积居奇。”（P55）解决农民是粮食市场上因议价能力而受操纵和盘剥的问题，可行的出路似乎是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组建专业化合作组织，为农户生产和经营提供信息，提供投入品供给和产品销售的相关服务，这可能是改变个体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的出路。托尼三十年代提出的思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农业发展中，得到了有效的事实和推广。十几年前读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他的关注和思路与六七十年前的托尼何其相似。发展铁路和公路交通也是改善农产品销售环境的必要举措，不过托尼对三十年代的军阀割据的中国发展铁路交通并不是很有信心。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军阀控制着铁路，就像猴子拿着怀表一样危险。”（P90）不过说实在的，我不是很理解他的这一幽默。

借贷。“在所有小农经营耕作的国家里，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工资收入问题，而是借贷问题。”（P56）因为农业生产具有较长的稳定周期，因为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民的经济基础异常薄弱，因为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而其他人祸又连续不断的国度，农民经常因为日常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及异常生活变故而需要借贷。因为改良生产设施，需要借贷；因为青黄不接，需要借贷；因为疾病或者天灾，需要借贷；因为缴纳税收或者应付保护费，需要借贷。处于社会的底层，处于无时不在的经济窘困状态，贫苦的农民无时不需要借贷。“这些贫穷的农民为维持生计，夏天典当庄稼，冬天典当农具，全年12个月典当日用物品。”（P61）因为农民生活窘困，所以需要借贷；同时也因为借贷给窘困的农民面临很高风险，所以利率就相当高。根据托尼的研究，收取25%的利率，已经是好心人了。“据说，按照40%乃至50%的利率收取利息是常有的事情，按照150%到200%的利率收取利息的现象，也不是不存在。”（P61）居于贫穷境地的农民，如果有田地的话，就以田地作抵押，其结果往往是田地的转手；没有田地的可以以青苗抵押，其结果是陷入周而复始的高利贷陷阱中。高利贷加剧了农村的收入和财富分化进程，也扩大了农村的贫困化进程，从而严重损害者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因为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混乱无序，通过正规金融体系为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提供信贷几无可能，托尼只能将改善农民借贷环境和借贷条件的希望寄托于民间金融组织的小额信贷和农民自发组织的信贷合作组织上来。托尼当初的设想，在同样面临借贷困境的当代中国农民来讲，也是一条现实而可行的路径。

土地租佃。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主要是自耕和租佃。自耕农在全国的比重大约是50%，佃农比例小于50%；除了自耕农和佃农，还有少量的雇农。佃农比重在南方比北方要高一些，主要是因为南方的土地收益率相对较高，吸引了一部分城市有产者介入农村土地的买卖和经营。尤其是在大城市附近。南方农民的经营方式，往往是耕种部分自有土地，同时租入一部分地主土地。土地租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租太高。南方地区的地租通常达到50%以上，在湖南，甚至达到80%。过高的地租，一是造成对佃农生活的深重压制，从而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二是大量农业收入可能会以地租的形式离开农业生产甚至离开农村，从而大大减弱农业的持续发展能力。在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城市生活比较优越的地区，出现大土地所有者常年脱离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情况，这就是在外地主现象。在外地主往往通过代理人经营其土地，这就在农民和地主之间引入了一个新的剩余分配参与者。代理人的出现，可能会加剧农民的地租负担，加剧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程度，从而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在托尼的分析中，还涉及到城市财产所有者介入农村土地经营可能引起某些矛盾和冲突。在传统农业经营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基于长期的乡土情结，可能会形成某种具有人情意味的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新进的来自城市的地主，与农民之间不再具有那种传统的人情味，而仅仅是一种基于契约的经济关系，这可能会使溶解阶级矛盾的某些乡土情谊消失，从而更容易使矛盾转化为冲突。在托尼的讨论中，中国农村经济中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分配关系往往采取的是分成租，而不是定额租。分成租的意义在于实现佃农与地主之间的收入和风险的分摊。其问题是可能对效率会有所影响。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和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都讨论过这一问题。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分成租在社会不稳定，自然环境变化大，从而农业经济活动面临极大风险的地区，成为一种有效的分配方式。因为对风险的防范在这些地区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托尼的分析中，中国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高地租引起的农业收入外流的问题。他主张增加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主张政府支持农民购买土地，提高自耕农的土地占有水平，从而将更多的农业收入留在农村。但是，对于当时腐败无能的政府能否在农业问题上有所作为，托尼也没有多大信心。

贫穷、战乱和饥馑。以上中国“农民问题”的集中体现，就是“贫穷”；当然，贫穷也是旧中国农民面临的长期而持续的现象。根据若干学者的实践调查和理论计算，“中国东部的乡村中有半数以上的农户，中国北部的乡村中有五分之四的农户，其每年的收入都达不到养活一家人口所必须的最低限度。”（P71）基于中国作为一个基于种植业的农业国的特点，托尼将中国农民贫穷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人多地少——“中国农村有40%—50%的农户，其所拥有的耕地不不足以给全家提供粮食……因为人口的增加导致农业耕地逐渐减少，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实际上可能比两个世纪之前更为恶化。”（P72—73）中国农民的贫困景象，在卜凯教授的报告中也有生动的描绘：“微少的收入，将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及其家属的生存基础降低到只是能活下来的地步。事实上，他们过冬的时候，就好像那些‘粗野的’农用牲畜过冬一样，能够少吃便少吃一口，能吃得粗劣一点就吃得粗劣一点。”（P74）中国农民所面临的还不仅仅是贫穷，他们艰难的生存还经常因为突如其来的灾患而陷入绝境。在托尼的研究中，给中国农民带来异常灾难的，往往就是兵祸。“在农村，今天来一个自称为将军的恶棍向他征税，明天又来一个，后天第三个又接踵而来。农民即使交钱买通了这些强盗，他们还欠着‘政府’的税收。中国农民一直受到贪官污吏的压榨。如果他们无法向当地驻军缴纳钱财，就会在刺刀和枪杆的威逼下，收割下自己田里的庄稼缴纳给地方驻军，虽然这样做了以后，他们自己会因为没有了粮食而忍饥挨饿。农民们冒着犯法的风险种植鸦片，被逼种植鸦片只是因为残暴的军阀从鸦片买卖中榨取的收入，比从种植稻子或小麦中榨取的收入要多，而且军阀还可以从鸦片烟馆那里赚到钱财。除此之外，农民还要向附近地区的职业土匪缴纳保护费，如果他拒绝缴纳的话，第二年土匪会穿上军装冒充军人，将他们的村庄一把火夷为平地。”（P76）这两天读到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斯基出版于1989年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他将二三十年中国的中国描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度，其中军阀的良好治理被看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量。我想，要是托尼看到罗斯基这样胡说八道，他可能会忍不住要甩他一个耳刮子。贫穷和灾荒，其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次上演的饥馑悲剧。“饥荒是中国经济生活的一大特征”（P77）。距离托尼到中国考察比较近的事件是，“1926年以来，甘肃全省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荒、内战、匪患和猩红热。”（P79）面对如此惨烈的景象，托尼才感慨万千地表达了他的忧愤——“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农村人口的状况就像一个长期站在水中只有头还露在水面上的人一样，只要稍微过来一阵涟漪，就足以把他淹死。”（P79）托尼寄希望于政府有所作为，能够拯救黎民出水火。他警告说，如果政府不能有效保护农民免于残酷的压榨，甚至还参与对农民的压榨，农民革命将会终结这一腐败政府的命运。托尼似乎是在预言，而且他的预言实现了。其实，在他来中国的时候，农民革命已经开始星火燎原了。

 在该书的“导言”中，小巴林顿·摩尔说，托尼是“一位怀有人类个人价值信念的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总是对历史变化中的牺牲者抱有更多的同情，对‘进步’的人类价值观有更多的保留。这种人类同情心促使他持续关注统计数字背后的真实人群和他们的问题”。（“导言”）

托尼到中国考察的时间并不长。但对近代中国的苦难史，他早就有所了解。在中国的考察，使他切身感受到中国人民苦难的深重，切实了解到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走出苦难走向自立和自强的艰难。作为一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以一种圣人般情怀对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的苦难处境深表同情，这种感同身受在他激扬的文字中有充分的表现。作为一个学者的托尼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高手，他坚实的理论是用来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于这样的科学精神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对中国农民的同情，他能够诊断出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并切实探讨了治理这些问题的路径。

托尼对那个时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这些问题在中国近一二十年前“三农问题”的激烈论争中还不同程度存在着。托尼提出的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那些思路，在他那个时代显得有些不切实际。毕竟，连国家的统一尚未出现，何来国家对经济活动实施整体的调节控制？但那个时代不切实际的思路，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为切实可行的举措。实际上，托尼主张的那一切，包括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合作社、铁路公路的推广、国家的公共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种地等等，在托尼离开中国几十年后，逐渐变成了现实。

美国学者李丹（Daniel Little）在《理解农民中国》中说：“托尼在20世纪30年代并不乐观的研究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帝国晚期经济史的众多作品定下了基调。”（李丹：《理解农民中国》，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P204）及至今日，托尼的著作还是研究战前中国农村及农民问题的重要参考。

在学术讨论中，托尼关于中国农民生存困境的那个著名比喻，还会不断被引用。但愿那个比喻所表达的情景，永远离开中国农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