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是因这个问题已有所“论”。我指的是乐黛云先生的演讲《中国文化如何面向世界》。我在凤凰网上看到了这个演讲的纪录稿；首先是乐先生之“论”，精彩多多，让我得益，而更重要的是，启发连连，使我因联想而有了“也论”的冲动。

　　“面向世界”是一个很热门的词儿，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有所增长，这个词儿显得愈加流行和时尚。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一个东西很时尚很流行了，你要问“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流行和时尚”，回答大体是不知道或是不知所云。譬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我们唱了几十年，至今依然流行。我问了一下：这五颗星是什么意思？不知者太多，有的回答了，却令人瞠目结舌。所以，我想，在回答如何面向世界时，先得问明白，文化是什么？文化为什么需要面对世界？中国拿什么样的文化去影响世界？中国文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影响世界？

　　一个民族的文化为什么要面对世界？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文化多层多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界说，所以文化定义不少于200个。而我常用一个覆盖面最大的定义：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明确了文化创造的主体、出发点和目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明确了创造的落脚点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更明确了判别文化优劣的标准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这个定义适用于任何民族；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它打破了一切关于文化的“神乎其神”的说词，使文化的价值回归常识。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关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我们在19世纪屡遭侵略之后，仍有国人认为中国国力虽弱，文化仍是博大精深、强大无比。这恰是不知何为文化的价值。一种文化保不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会是什么文化呢！鲁迅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六〉）

　　于是，为什么要面向世界，拿什么面对世界，用什么方法面向世界，也就了了分明了。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史，也创造了各自或同或异的文化；在交流中一定会发现各有短长。因此，面向世界的第一要义就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当代，由于传播手段的高度发达，取长补短，已经成为各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国策；是否开放、包容，在平等交流中从善如流，还是封闭、排斥，以“绝不”的心态，抱残守阙，已决定性地影响一个民族能否进步的关键之一。

　　但是，各国文化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在各个历史阶段有的相对先进，有的相对落后，它表现在综合实力的对比之中，衡量的标准就是，谁的生存状态更好，谁的发展质量更高。于是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的总趋势：以十七世纪为界，之前，西方曾落后于东方大国，而后，则东方落后于西方大国。为了生存与发展，要向先进的学习，就成了关乎任何一个民族兴衰的纲领。

　　我们的邻国日本就很明显。明治维新之前主要学习中国，我们至今都能看到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深刻影响；日本的历史学家们也从来不否认这一点。而之后就明当当地打出了“脱亚入欧”旗帜，要向欧美学习。学得很认真，学得很成功。这种学习至今还影响着日本的发展。但学得不彻底，出现了扭曲和变形，于是有了军国主义的抬头，法西斯主义的猖獗，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民族灾难。二战后，日本的发展以去法西斯化为目标，可说是“脱亚入欧”的补课。应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明治维新以来学习西方的传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世界强国。

　　其实中国自1840年以来，在探寻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也是向西方学习的。只是学的有时片面，有时肤浅，有时扭曲，基本上是学得不尽科学。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偏于物质层的学习，拒绝了不能拒绝的制度层、精神层的学习。维新运动企图学习西方的一种民主政治模式君主立宪，这未尝不是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但几个领袖人物缺乏对改良主义的真谛的认识，而急于求成；改良的路没走几天，就想用快速的军事政变来代替渐进式的改良，结果使改良中止在血泊之中。这之后是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提出了“三民主义”，很明显的是一个中国版的民主模式，它脱胎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可惜的是，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没有在实践中摆脱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完成这个向西方学习的任务。败走台湾，就是明证。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首先，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在理论上否定过“三民主义”，一贯推崇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先驱”；并把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称之为“新三民主义”。当然，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反对所谓“西化”；却忘了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都是西方人；向他们学习也是“西化”，而且“西化”得很彻底，譬如，我们曾经的建国纲领就是“一边倒”，“倒向苏联”。

　　要承认，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西方是不成功的。第一，没有真正实现“新三民主义”。第二，把马克思和列宁连在一起，统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修正了自己的学说，坦诚地表白“我们曾经是错了”；这个重要的修正，为第二国际所秉承。而列宁断然拒绝马、恩晚年的修正，并把第二国际称作“修正主义”、“叛徒”，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发展了马、恩那些要抛弃的理念，实行了普列汉诺夫准确预言的必然走向专制、独裁的“专政学说”。毛泽东恰是把列宁的“专政学说”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可见，“西化”从来不是妖魔，关键是你吸取了西方的什么东西。

　　文革结束后，开展了一次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成果是形成了文革是一场“浩劫”的民族共识，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国纲领。“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以人为本”等等的西方文化的重心内容，不管实现到什么程度，至少已摆到明处，反对者也不敢在字面上公然否定，而需要绕着弯子，打着幌子，曲曲弯弯地从实质上予以否定。正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尽管多有种种新的弊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发展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事实上，中国不存在要不要学习西方的问题，而只有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从根底说，文化并无东西之别，只有优劣之分。反对“全盘西化”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反对学习先进的借口。

　　有一点，我和乐黛云先生在认识以至于感觉都有不同。她首先反对“软实力”的概念，进而判断这个概念来自于“压制其他文化”，实行“精神殖民”的企图。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比中美文化的区别。她说：“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出发点和美国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要压制其他文化，也不是单方面向世界灌输中国文化，更不是着眼于宣扬中国的实力，说我们多伟大。”这当然是对美国文化的一个批判。

　　首先，乐黛云先生这段铿锵有力的论断没有事实的印证。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中国人办的孔子学院在美国有81所，有300多个孔子课堂。在中国没有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没有一个美国人来主持的课堂。中国左、中、右的报刊在美国随处都能买到，包括《人民日报》；在中国的报摊、书店能买到《纽约时报》吗？这是美国单方面向中国灌输美国文化的印证吗？这是“精神殖民”的印证吗？我不讲动机，今天任何国家要对中国实行“精神殖民”，全无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