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新闻联播公布“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时，杨玉兰的女儿金枝正在大队门前，与同学们一起给大队试验田的玉米剥壳壳。大队试验田的这些玉米，全是他们六年级全体师生从种到收完成的。
对金枝来说，自从上学后政治运动就没有断过，先是批林批孔，再是评水浒批宋江，还有农业学大寨，学习小进庄，学黄帅反潮流及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走五.七道路等。特别是农业学大寨运动、走五.七道路后，他们要学习大寨的儿童种试验田，走出校门进行开门办学，学习张铁生的交白卷精神，一年四季基本上就没有怎么上课，不是早上去给生产队点棉花籽，就是下午给大队实验田整地。
随着气候逐年干旱，水位的不断下降，苟家滩西坡底下的水壕全部干涸变成了耕地，因水壕以前都是公共的，非任何一个生产队拥有，所有权也就自然成了大队的。大队在这片地里建起了实验田、砖瓦窑、猪场，凡在校的学生都要给大队猪场割野草，高年级学生也就是金枝他们除了有割草任务外，还要负责实验田的全部耕作。同时，学校还搞校队挂钩，全大队九个生产队，哪个年级、哪个班与哪个队挂钩，农忙时节就给哪个生产队帮忙，怎奈苟家滩的人太会使用土地，玉米地套种蒜，蒜地套种辣子、棉花，辣子地、棉花地又套种麦子，而这套种的活儿全部都是手工操作，大队虽然有两辆拖拉机，也只能退避三舍。因此，一年四季都是个忙，就没有歇着的份，除非天下连阴雨。这可就苦了这些上学的孩子，学生不象学生，社员不像社员，劳动一天连一分工都没有，一切都是义务的，简直就是不伦不类。
现在“四人帮”打倒了，对于这些历经数次运动的师生来说，好像没有什么触动，他们听着广播，看着大队几个青年干部在墙上张贴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标语，继续剥他们的玉米。因为几亩地的玉米棒，他们全班就六十个人，要在天黑前全部将其剥完。还是一向脾气耿直的周老师说了一句话，“好！这胡成精的‘四人帮’早就该下去，希望这次国家能有个大改变，让孩子们都安安静静地读书吧，别在学习时间干这剥玉米的活了。”
同学们干到了天黑，玉米棒还是没有剥完，连续几天的劳动，他们的小手一个个疼的都不敢撞。第二天，大队再也没有叫学生们去干活，学校从此开始正常上课了。
学校的正常上课，对杨玉兰来说简直就是一件大喜事，她感觉到他们家的金枝有希望考大学了，她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女儿可以帮自己实现了。她从此也不再叫女儿金枝干纺线、织布、纳鞋底之类的家务活，全力支持孩子学习文化课。女儿金枝也不赖，别看她每次放学回家都帮母亲干家务，照看三个弟弟，对学校的活动也积极参加，可她对学习一直没放松，每次老师布置的作业，不管参加校外劳动有多累，帮助父母干活有多忙，她都争取时间完成作业，恢复教育后的全公社第一次统考，她在全班考了第一，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各科成绩全部及格，而那些班上的所谓班长、学习委员等大人物考的都是零分，第一次统考，他们班共考了七个零分，气得班主任刘老师在班上向大家一个劲地发火，他指着那几个得零分的大人物吼道：“阿——，看你们一个个长得光眉花眼的，看起来利利地，吹起来却米的实实地，你们就这样犒劳我，给我提了一笼子鸡蛋回来回报我。”
这时，同学中考得好的在偷偷发笑，考得不好的垂头丧气，有几个考零分的女同学竟然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刘老师又说了：“这只是一次摸底考试，考得好的别骄傲，考得不好的也不要气馁，抓紧学，我想一定能跟上，是骡子、是马，正式考场上再见分晓。”
学校的一切都转变了，从校长到班主任，再到各代课老师，大家一时之间都是疯了一样的在学知识，学文化，那些老三届及七十年代毕业的高中生，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投入高中文化课的复习，他们要用有限的时间备战拨乱反正后国家的第一次高考。县教育局也把当时的春季升学变回到秋季升学，作为学校的毕业班七年级同学，金枝等二十名在统考中成绩比较突出的学生，也成了学校狠抓教育的重点，七八年的高中升学考试能否在全公社榜上有名，学校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二十个孩子身上。
虽说“四人帮”打到了，从此初中升高中都要通过统一考试，但杨玉兰还是心有余悸，因为自从七四年以后，初中升高中都靠学校推荐，凡是家庭成分不好的、父母在村中没面子的，不管你学习再好，也上不了高中。杨玉兰和谢有福也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只是谢有福没有什么投机钻营的本事，不会巴结村干部拍马屁，一天到晚就知道老老实实地干农活，在村中可以说是个吃不开的人，也就是个没面子的人，村中的有些好事往往都轮不上他的。在农村，女人再能，但在面子方面要靠男人，男人没面子，女人当然在人前就没什么情分了，低人一截。为了能使女儿上高中，充分了解女儿金枝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杨玉兰决定晚上去见金枝的班主任刘老师。她同全家人喝了晚汤，打掇完锅碗瓢盆，正准备出门，又将脚步收了回来，脑中忽然想起了当年因与谢小犊交往，被村中人制造流言蜚语的事情，她想，还是一个人不要去，最好叫个伴。这时，对门的贺二姨出来到恶水，隔着路与她打招呼：“老七家，准备出门呀”
“哎，二姨，现在有事吗？”“没有。”“太好了，太好了。”杨玉兰一下想到了贺二姨，她与贺二姨一起去再合适不过了。
贺二姨的女儿正好与金枝在一个班，虽说贺二姨大字不识几个，但人很开明，自从文革后，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他人家都不让女孩子读书了，好的家庭最多让女孩子上到三年级，就不让去学校了，可贺二姨一直叫她家女儿翠翠继续上学，而且翠翠要是在学校考试成绩不好，她就家法侍候，使女儿既要平时在家干好家务，又要把学习搞好，如果考试成绩不及格，就会遭到她的一顿饱打，因此，翠翠学习成绩比不了金枝，也算班里的优等生。
杨玉兰走过大路，来到贺二姨的身边，用嘴对着贺二姨的耳朵，压低声音说：“二姨，我想去见见金枝和翠翠的班主任，您愿意和我一块去吗？”“行，我去，我也早想去呢。”
杨玉兰和贺二姨来到大队的商业合作社代销点，代销点里除了常用的农具、十多卷棉布和仅有的几样日常用品外，副食方面也就是点心和酥饼。
“有白糖吗？”“没有。”“咋还没有白糖？”贺二姨抢先问售货员。
“好兄弟兮，嫂子今个儿就走你个后门，给错腾上一斤吧！”杨玉兰知道肯定有白糖，只是量太少，只能走后门卖，再说这售货员也是本村人，平时两家关系还算不错，她就只好硬蹭着面子恳求那售货员。
“就是吗，给错腾上一斤吧！”贺二姨也央求道。
售货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因那时物质紧缺，好多东西还没有等到上货架，从私底下就抢购完了。因为这里的人们四四八节都要走亲戚，四月份女子要给娘家看忙口，外甥要给舅家看忙口，特别是新女婿，给丈人家看忙口时，除了要给丈人自家蒸十二个大馍、炸十个油饼外，还要给丈人的本家按血缘远近拿东西，最重要的是每家要提一斤白糖，所以，白糖就成了紧俏货。那售货员平时被人求惯了，也就慢慢变得拎起来，乡里乡亲都是熟人，他也只能看人下菜，不是大队、小队上的干部，其他人休想从他这里买上一粒白糖。面对杨玉兰和贺二姨的一再恳求，那售货员拉着他那瘦长而白白的脸，不时甩一下他的分楼式的头发，极不耐烦地说道：“没有，没有，就有个点心和麻饼，要不要，要，我就给你称，不要的话，我就关门了。”
杨玉兰和贺二姨也不敢得罪人家售货员，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我们还是各买一样吧。”
“一斤点心八毛钱，一斤麻饼七毛三。”她们两人还没有将钱掏出来，售货员就将东西给她两人包好了。付了钱，杨玉兰提着点心，贺二姨用那大襟衫子前襟将麻饼撩起来，两人一起出了合作社的门向学校的方向走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