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1、中国历史上是“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政策和指导思想，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来激励、诱导读书人刻苦读书、钻研学问。民间传说、故事更多的是通过科举考试，一旦中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员的人，由贫困阶层、平民阶层倾刻上升为社会贵族群体，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甚至进入中央政府高层任职。

2、民国时期，读书人的社会地位高，经济收入相当可观。能够发稿的文人，仅靠优厚的稿费，就可维持比较充裕的经济收入。就是在报馆谋得一职，立刻步入现代人说的白领中产，甚至金领。如末代进士黄远生为《时报》写通讯，月薪200元。

鲁迅1913年1月薪俸220银圆。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月薪600银圆。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银洋。胡适（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300银圆。1927年，政府部长600块大洋。大学教授400-600块大洋；副教授260-400块大洋；讲师160-260块大洋；助教100-160块大洋。普通中学教师平均120块大洋；小学教师平均30块大洋，一般工人15块大洋[1]。

3、新中国成立至1996年之前，大中专毕业生，读书不用交费，国家还要给生活补助，毕业后都是国家包分配，基本不存在就业问题，社会地位最低也是一个正规的国家干部，基本上一生生活无忧。即使有个别的大学生一参加工作就发现得了精神病，单位一般都是养他一生。

4、改革开放的1996年，从中专开始，国家不再对中专毕业生计划分配工作，由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向选择，1999年大学扩招后，对所有大学毕业生实行市场化就业，大中专学校全面收费。至此，强化的社会观念和意识是：读书，基本上是私人的事情了，国家虽然也花了不少的钱，与过去两相比较，国家再不明确一定要为读书人以优厚的待遇了。因此，清华、北大之类的高校成了全国高考学生追逐的皇冠上的明珠，各省的“高考状员”也成了清华、北大之类的高校争抢的对象了。

“211、985”等高教“锦上添花”的教育倾斜工程，更加强化了优质高教资源的紧张度。一方面倒逼高考的竞争性，另一方面更大面积打击了高考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致发展到学生厌学情绪高涨，被高中学校和家长们为学生考试成绩逼得出现有少数学生跳楼自尽的现象。进而导致学生进入非著名高校，普遍反感课堂教学，不想学习的学生占比非常高。这样，学生到底是为什么而学的问题就出来了。

5、现在的学生与当前的教育政策下，“为中华崛起、民族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读书”已经没有效果了，因为学费，有的家庭因孩子读书而致贫，这在农村是普遍现象，学生读书需要的生活费等，月月压得父母亲高度紧张，虚拟的、未来的“高大上”的读书目标，在这个现实的家庭经济困难面前，软弱无力。

回到现实层面，难道读书只是“为找个好工作？”然而，客观事实，中国全民的确都在拼应试教育，拼的就是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待遇、更体面的生活。追逐的不是教育本然，更不是知识创新、研究创新、科技创新。现实的另的面，没怎么认真读书的人，反而有好的工作，不怎么努力学习的人，倒有用不完的钱，加上学校里同学之间的消费差距，直接诱导学生产生负面看法，悟出社会的非公平性一面等等。

客观现实决定意识存在，目前的教育政策环境和社会整体环境与教育正面导向相背，不仅对学生有负面作用，对家长、对社会都有负面影响。看各地高三教室里的高考标语，摘出几个，令人心灵颤抖。“进清华，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同大家巨匠论道谈经”；“近平克强师兄，我来了！”；“扛得住给我扛，扛不住给我死扛”；“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冲进一本线的大楼”；“有来路，没退路，留退路，是绝路”；“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今日不肯埋头，明日以何抬头”。而大学里以致个别老师的教育意识变异，如一位“教授要求学生40岁赚4000万，否则别来见我”。这样极瑞的教育财富追求意识，高度展现了当今教师和学生学习目的的混乱到了极点。

蔡元培在就职演说时告诫北大学生，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求学宗旨不能是做官发财。要能束身自爱，做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不为流俗所染。蔡元培先生的学习观与当代学生的学习观高度背离现象，目前，在现有氛围与环境下，怎样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并让学生欣然接受，真的很难很难，基本无解。

                                 2015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