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破除以药补医机制，试点城市所有公立医院推进医药分开，采取综合措施切断医院和医务人员与药品间的利益链，完善医药费用管控制度，严格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意见指出，采取综合措施切断医院和医务人员与药品间的利益链，完善医药费用管控制度，严格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办法，改变公立医院收入结构，提高业务收入中技术劳务性收入的比重，降低药品和卫生材料收入的比重，确保公立医院良性运行和发展。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

意见提出，到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初步建立，医疗服务体系能力明显提升，就医秩序得到改善，城市三级医院普通门诊就诊人次占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的比重明显降低；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卫生总费用增幅与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幅相协调；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总体上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

医改实施6年来，整体环境与医改目标并不一致，社会人心思钱，在为人民币服务的背景下，要扭转医院的趋利机制，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卫生部门也坦承，医疗卫生机构这种“趋利”机制不改变，未来中国医生可能彻底迷失方向，不知道如何做好医疗服务，也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良心和良知。

北京大学李玲教授近日在一个有关医改的研讨会上指出：根据各方调研和公开的数据，医疗费用从2008年的1.2万亿，2014年增加到3.6万亿，医疗费用增长远超GDP的增长，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一直没有缓解，医改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改革开放后，由于财政吃紧，让医院开始挣钱，本来这个政策是短期的权宜之计，没想到逐利机制一旦形成，利益集团也就固化了，要改变谈何容易？就象当初高速公路收费还贷一样，许多高速公路贷款早己还清，收费机器却永远停不下来。一旦公立医院沦为收费机器，公立医院救死扶伤为民服务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的参与者之一、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曾指出，正是由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利用了市场化机制，才导致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公，使得处于高端的城市大医院发展越来越快，而低端卫生机构，尤其是农村乡镇医院、城市社区医院等逐步萎缩，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中国过往的医改，最大的成果就是帮政府卸下了财政包袱，导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与经济发展极不成比例，以2000年为例，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73％，新兴国家的政府负担了70％，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9.3％，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7.2％，而中国政府只负担了39.4％。

从1980年到2003年之间，个人卫生支出从21.2%急剧上升到55.5%，甚至在2001年以后超过了60%。中国政府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明显低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而且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之间，并呈历年下降趋势。可以说，医改最大的成果也就是全民最大的悲哀，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投入的公共医疗经费绝大部分都用在了公务员身上。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健康产业论坛上披露，中国每年上千亿公共医疗卫生支出，80%都花在了党政干部身上。2006年，中央财政投入公共卫生经费1190亿元，其中的952亿元，用在了850万党政干部身上，另外13亿人只分享了区区的238亿。

“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做出的战略规划和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这是2000年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纳入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2000年，中国提前实现了GDP翻两番的总体小康目标，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离我们却越来越远！　　

医改本是为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并不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也就是说，医改的方向错了，目标也就跟着错。医改牵扯到资源配置、价格结构、管理体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以统筹配套的方式解决痼疾，从根本上说，要打破原有的权力链条和利益链条。不改变逐利机制，不切断利益链，单纯的医药分开，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