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谈的“京津冀应合并”的问题，有人提出，难道只有调整行政区划这一个办法吗？现在不是市场经济了吗？但很多问题不全是市场能解决的，比如政治资源配置、政府行政安排等 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没有历史教训的。

　　改革开放不久，当时就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区”，原来的目的是打破上海、江苏、浙江的行政壁垒，组成一个有活力的统一市场。但一段时间之后，搞不下去了，大家都有意见，最后无疾而终。虽然没有明文废止，但从此之后再也听不到有关它的消息了。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打破行政壁垒啊，要同城效应啊，两个城市要一体化啊，都没有化成。所以我才要求京津冀能有一个好的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有比较好的发展，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另外，有网友说，天津本来就是直辖市，1967年恢复很正常。任何事情，要分清主次，认清事实。民国时代，天津是直辖市，但那时直辖市很多，有的很小的市都是直辖市，还有行政院管的院辖市。但解放后，天津已经降为省辖市了，原来省会还在天津，后来省会迁出后，天津就成为一个地级市。从解放后到1967年这个情况都没变，1967年突然改成直辖市。首先是谈不上恢复，因为已经是另一个政权。其次，为什么是1967年全国大乱的时候来做这件事？至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最后还有利益问题。我不是这三个省级地区的人，因此也没什么担忧。换句话讲，就算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中，有来自这三个地方的人，也不能只看这个人的身份，而是要看他的言论是否有理。讨论问题时先揣测人的背景，是否代表某种利益，不是讨论问题的方法，尽管这种现象在中国很多。

　　还有的人说我谈的问题缺乏新意。有些话已经讲过了。第一，我们不能对“两会”，尤其是对我们“政协”有过高的期望值，希望每天都能谈点什么事出来，都能透露出一点信息。我从八年前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就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把过高的期望寄托在“两会”上，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我国的政治生活实际。大家都知道，真正做决定的，是党代会。人大，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注定了现在“两会”的范围。尤其是“政协”。虽然我是教育界的，但我并不代表教育界哪一派的，而是只代表我自己，发表意见，也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发表什么能左右时局的意见，我也不可能掌握一些时局的机密。这个背景大家要清楚。即使在议会制国家，议会里也不可能每天出现耸人听闻的事情，有些也是日常的事。

　　就我个人来讲，“两会”期间，我当然希望能多谈些和两会相关的话题，不要谈那些平时也可以谈的问题。但和“两会”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大家不一定感兴趣，我也的确没什么新的意见可以发表，所以我有时借这个机会谈一些跟我们国家、我们当前和未来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平时也是可以谈的，之所以在这里谈，是因为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如果谈的是我自己的学术问题，算是滥用了话语权，所以我不会把私人的研究随便拿到这里谈。

　　最后，我有点怀疑，在我们的新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两会”需要那么多记者来报道吗？我曾经看到一个数字，有8000多名记者，这可能还没包括那些没有拿到采访证的记者。这些媒体都要在北京租场所、建采访间等，需要那么多新闻媒体吗？如果这完全是市场经济，那没关系，让他们自己花钱去好了。但我们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官办的，往往央媒拿到很多采访证，派出强大的阵容，但他们到底报道了多少？收视、收听率如何？在国内的影响力怎样？包括我自己，我也要考虑，在这里谈的东西有多少受众，多少转发、多少回复等。我觉得要实事求是，不是来的媒体多，就表示“两会”意义重大、吸引全世界，而是要靠媒体发布的消息重大、靠观点本身来吸引人。正是由于媒体资源过剩，才导致有些媒体盯准明星、富人穿什么衣服，表什么态等，这起到的作用并不好，既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对两会制度也有嘲弄的意思。都在讲深化改革，对媒体是不是也要改革一下？一方面，是不是要对地方媒体、外媒开放；另一方面，对央媒的投入要适可而止，增加效益。

　　最后我想谈谈对“一带一路”的另一个想法。历史上无论是哪一个方向的丝绸之路，包括对外的交往贸易，历来都是重官方，轻民间，甚至禁止民间，只许官方。结果就造成丝绸之路上走的，全是外国的、非汉族的当地的少数民族。另外，官方的贸易，数量少，并且只讲政治目的，不讲经济效益，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不能为中国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甚至是赔本的。比如我们历来的“朝贡”，朝贡，实际上是变相的贸易。叫朝贡，是因为中国自以为是天朝大国，而人家都是凡俗小邦，因此不对等，不能贸易，只能朝贡。我接受你，是看得起你；不接受你，是应该的。此外，还认为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仗外人。以前我们念的课文都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国什么都有了，问你们要什么？所以乾隆时，英国人来中国，提出跟中国贸易，他觉得很奇怪，我们什么都有，要跟你们贸易干什么？就算缺什么东西，下面的凡俗小国都会进贡进来，是这个理念。普天之下，都是我的，怎么会向你买呢？但中国人又有个理念，你尊敬我，那我也爱护你。此外，我是大国，你是小邦，我是富国，你是穷国，所以不能让你在经济上吃亏。因此有句话叫做“薄来厚往”，你给我薄，我给你厚，你给我少，我给你多。这样就造成，朝贡贸易越发达，中国贴的钱就越多。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一跟他们打交道就亏钱，官方就不想和他们打交道，结果到一个王朝快结束时就没什么朝贡了。所以郑和下西洋就是这个目的，明朝成立以后，前朝的朝贡还没来，所以主动到海外去，一是宣布大明早就建立了，你们应该来朝贡；二是你们的朝贡还没来，我先赏赐你大量的金银财宝，刺激你来朝贡。所以郑和下西洋在航海上也许有成绩，却把国库里的钱都花完了。

　　民间贸易是不是中国人没有积极性？其实在中国沿海地区，积极性是很高的。福建一地，山多地少，早在南宋时，就出现了生存困难。南宋时，福建有“杀婴”的习惯，当时有个说法是富家两男一女，一般人家一男一女，多出来的生下来就弄死，说明经济上已经开发殆尽。福建海岛多，航海条件非常好，偏偏朝廷禁止。所以福建当时盛行走私贸易。等到西班牙人、荷兰人到了东南亚、台湾，对福建外贸。当时中国缺少白银，这些国家到了新大陆，掠夺了大量白银，中国传统的商品内贸的话，赚不了什么钱，外贸的话，卖给日本、朝鲜，利润就比较高了，如果卖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利润更高，所以福建一带出现了武装走私集团，其中有一个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他在台湾和日本都有自己的基地，后来还出现一些海盗。但这样也不会使中国经济有健康的发展。

　　所以我们今天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难道都要依靠政府、国企、央企，而不是能充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吗？如果都由政府包了，那某一方面的贸易失败了怎么办？相反，如果是通过民间，肯定结果更符合自然规律，双方都能更得利。这一点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为什么没有从丝绸之路上获得经济利益呢？原因就是要开、要关，都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鼓励民间去利用开发，这是发展一带一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