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心的革命
妮娜·安德烈耶娃文章的发表，在改革时期汗牛充栋般的各种出版物中绝非偶然。实际上，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行动。我很快就得知，这篇文章的出笼直接牵涉到利加乔夫手下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本人的批准。因此，这篇文章被看作是直接来自最高领导层。
当然，我很介意这一切背着我干成的勾当。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以下建议：调查这个行动背后的机制并严惩罪魁祸首和始作俑者（包括《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瓦伦丁·奇金）。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人民是否完全了解党的路线；在于党的路线是否得到自觉和建设性的贯彻执行。因此，我感到有必要面对面地确认党内高级干部的见解，其范围包括所有担任加盟共和国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边疆区党委书记和地区党委书记的干部。令我很感兴趣的是，我的同志们主张将全党和全社会都更有效地纳入到改革进程中来。
这些问题可以在面向全国人民的全党讲坛上得到解决，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个论坛。我感到这次代表大会的重点，是要准备进行针对整个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必须承认的是政治制度的许多方面仍然带有斯大林时代打上的行政命令体系的深深印记。从党内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全体人民的思想意识都存在着局限性和顽固性，我认为那些历史印记是根本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改革最重要的，也许是最困难的难题。
我与党的书记们的交谈最终给我带来了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懂得我们需要变革和改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我们需要这样做以解决严重影响到人民和国家实际生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就应该解决了。
从1985年3月开始的三年多时间里，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解放了人们的公共意识、视野和思维行动。人们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关注人民和公民正常和有尊严地发展的可能性。民主革命发自人们的内心，不可能被压制和禁止。那些具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创作的新闻作品、书刊、戏剧和演讲以及一些非官方青年组织及人权、环境和其他方面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都从日常事务的角度显示出这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
这些人和组织当然不会都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但起初都打着支持改革和继续推进改革的旗号。一些目标可疑的组织也出现了，还有那些具有破坏性的激进组织和保守组织，比如臭名昭著的“纪念”组织。
这些新出现的组织的合法性问题，特别是与民族关系相关的时候，越来越成为麻烦的事情。这再一次强调了加强民主和法制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性。
很显然，公共意识和社会已经从冷漠和麻木中清醒过来。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些进程变得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呢？苏联共产党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和应当做些什么，如何去做呢？
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
2.党为了人民的大讨论：
“
围绕妮娜·安德烈耶娃反改革宣言所迸发的政治激情反映出有关改革政策、社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苏共领导层，也存在于党的基层党员之中。对于改革进程的结果和前景的怀疑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甚至是斯大林时期的怀念，不仅只是深深地根植于权贵集团和官僚集团的自私利益之中，而且也根植于已成为教条的群众意识之中。这种群众意识来自数十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斯大林时期建立的行政命令体系和垄断性的绝对权力，这些都转化为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官僚机构。这使得绝大多数被剥夺了权利和所有权的人变成了“机器上的齿轮”，只得完全听由官员的支配和摆布。要向人们提供不再做“机器上的齿轮”，而是成为公民和他们自己人生、命运和国家的主人的机会，并向他们提供展示创造力的空间，必须改变他们社会存在的实际条件。实际上，这就是改革的主要意图和目标。
我想实现改革的目标会需要好多年，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至少要花上二三十年的时间。改革的停滞造成了恐慌，确实存在着倒退的可能性，而倒退到过去将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
生活需要紧急建立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政府保障，以深化社会和制度改革。这种制度在过去许多年里都被公认为“真正的”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歪曲和死路。不，这不能成为样板。我们需要持续地和坚决地加以摈弃，避免回到罪恶之中。如同我的许多生于60 年代的朋友和同事一样，我确信社会主义可以是人道和民主的。
1988年，在春新的危险岔路口上，我看到了避免领导层内发生混乱和争斗的机会，看到了团结一切力量来巩固社会的机会和联合各个方面的公民以推进社会自我完善和改革的进程的机会。这就是我关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计划。
这次代表大会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形象地说，人们正在等待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政权内部发生了什么？政权的计划是什么？政权要把国家引向何处？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已经提前刊登在《真理报》上。媒体对这些建议以及大会代表的选举情况做了讨论。
顺便说一句，我不得不规劝莫斯科市党委领导人要克制对一些大会代表候选人，比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亚历山大·格尔曼的偏见和排斥。
讨论十分热烈，代表们实际上争先恐后地拥向讲台。
著名的作家尤里·邦达列夫将改革比作一架飞机，“已经起飞了，但不知道在哪里降落”，结果获得了具有保守倾向的大会代表的鼓掌支持。他的反对者，作家格里戈里·巴克拉诺夫的发言被嘘声淹没了。
叶利钦代表那些当时的所谓左翼激进派批评了党的领导层。他宣称自己是“领导人主义”最激进的反对者和真正民主的最强大支持者。叶利钦要求那些“已经在政治局坐了10年到15年，现在还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那些提名重病在身的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的人和那些将国家带入目前严峻状况的人，要对所造成的现状负责任。他还评论了总书记，称总书记似乎不受批评。他要求大幅度削减中央政府和莫斯科政府的官僚队伍，而莫斯科黑手党的活动依然猖獗。
当叶利钦宣称要将社会不平等连同那些特殊福利、特别食品配给、特权医院和特权疗养院一同取消时，会场产生了很大的轰动。这位未来的“鲍里斯沙皇”说：“情况应当是这样，当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短缺时，每一个人都应当均等地感受到这种短缺，无一例外。”听众对此热烈鼓掌。
总之，叶利钦要求“在他的有生之年恢复他的名誉”和无条件撤销10 月中央全会通过的重要决议。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将叶利钦的发言视为他为了人民的公正事业决定重返最高层政治、掀起批评浪潮、与党的官僚做斗争的信号。
这样，代表大会显示出批评和反对改革的势力的加强，其中一方面是保守派的权贵集团阵营，另一方面是左翼的激进派集团。但依我之见，代表大会的主要作用是彻底巩固了党的领导层，领导全党做了急转弯，奔向了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改革。代表大会决定达成一项原则协议，继续推进改革，旨在对各级政府进行真正自由（不是形式上的）选举的基础上，改革政府和社会。代表大会批准彻底将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开。政府将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
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向人民做出保证：不仅要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政府”的口号，而且要将它落实到位。代表大会的决议称：“苏共将绝不重复个人崇拜时期和停滞时期的类似做法，而这些做法给社会主义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创伤，阻碍了社会在几十年内的发展，造成了生命的巨大损失以及思想和道德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根据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决议，中央政治局注入了新鲜血液，焕然一新。索洛缅采夫、杰米切夫、多尔吉赫和其他几位都去领养老金了。党的机关进行了重组和瘦身，而且由于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党的主要工作，中央委员的集体领导得到了加强。中央书记处和其他按行业设立的部（农村工作部除外）被逐步撤销。领导干部提拔的标准也做了改变，现在选拔干部已经不再看资历，而是看水平。
代表大会提议制订一个时间表，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立法，对《苏联宪法》进行民主改造，举行旨在对候选人进行挑选的选举，宣布建立法治政府和进行立法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代表大会还强调需要进行重大经济改革、对经济机制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重组地区的经济关系。
大会决议及其贯彻执行极大地促进了公开性以及公众、党和政府事务的民主化，这些都是改革的重大成就。国家的政治制度做了重大调整。新的公民团体和先前被排挤到政治生活之外的整整好几代人获得了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机会。
新生力量参与政治的现象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和政治生活的构成与场景。新的“改革领班”、改革之友俱乐部和支持改革人民阵线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民主化、改革社会和抵制保守派的力量。但另一种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许多缺乏经验和政治头脑的政治新人常常变成了返祖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毫无耐性的激进多数派，准备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惜一切代价地推翻共产党政权。但是，当许多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社会和国家的真正民主化是苏联共产党经历过的最严峻的考验。
不幸的是，在苏共掌权的几十年里，许多党的干部已经忘记或从未学过在不依靠国家和行政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去开展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直到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党的干部仍然在提出通过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来加强党的机关权力的要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至少是相当数量的党的领导人，从中央委员到地方党委领导干部都有--参与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政变为止。但这只是一个特别的话题和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