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处于新一轮思想突破的临界点

　　时代的改变，又意味着中国需要全面推进思想改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多次有过思想突破，随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实施改变。最近的两次思想突破，分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时转向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1978年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1949年是中国在大陆结束国共内战的年份，也是中国结束百余年来受外国侵略、重新实现国家统一的年份，那一年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突破的一个临界点，由之前的“救国救亡”、“两条道路的斗争”，转向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新的话语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工业化的需要而已。这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恰如美国汉家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乃是如何摆脱贫困，而其途径则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前提，又是资本和技术投入。

　　一个刚刚结束内战的国家，哪来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和技术？只可能两种方式：一是接受外部资本和技术转移，二是内部资本积累。1949年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进入冷战状态、敌我两分的世界，中国不可能像三十年后那样，可以充裕地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吸收资本和技术，最多只能接受苏联的资本和技术转移，这解了中国工业化的燃眉之急，但却又是极不充分的。怎么办呢？

　　正如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所指出来的那样：只能实施内部剥夺进行工业积累，而剥夺的最大对象，则是农民。1956年，新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结束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马上就确立了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它在农村的表现，则是将土地制度从私有变为公有、推动土地集中。放到今天来看，土地集中和公有制无疑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为何还要推行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其实不然，放到当时情况，乃是利用工农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不得已措施。

　　放到世界范围看，新中国当年以工农剪刀差推动工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一点也不新鲜。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确定以发展工业为国家目标，同样是以牺牲日本农民为代价。美国在1860年代发生了内战，其实质是用武力手段强行使南方农业经济进入北方工商业经济的轨道，为美国工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任何话语体系及相关的制度安排，都是有约束条件和适用时限的，约束条件变了，当另一个时间段来临时，就可能不再适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口号下、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力促进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工业发展，中国就此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然而，进入70年代后，其效用已经逐渐耗尽，又进入了要求进行思想和制度突破的临界点。

　　1978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标志，新中国完成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同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改革开放为基本诉求的新话语体系。其实质乃是，当时中国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城市产业资本，要开始产业扩张了，于是需要另外一套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

　　在“改革开放”名义下，中国先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接着认为应该推进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体制变革，再次出要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后来更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系列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扩张的制度安排于是迅速展开。中国也因此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充分利用已有的工业积累和人力、土地、其他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低成本优势，吸收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渐渐成长为一个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

　　“改革开放”有可能按照它既有的轨道一直进行下去吗？在有效运行三十年后，改革开放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在很多层面同样出现之前有过的类似疲劳，其效用也几乎用尽。 

　　根本的约束条件再次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并对中国继续利用全球化“便车”产生警惕，不仅不再如以往那样欢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反而制造如TTP、TTIP那样的新“轨”，意图将中国排斥在外，抑制中国经济发展；而在内部，人力、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低成本优势已发挥殆尽，不推进全面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国家发展将有可能陷入停滞。

　　中国已再次进入要推进思想突破，以此带动制度变革的新临界点！然而，今天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在憧憬中国的前行方向时，普遍却陷在以下三种思想迷障里走不出来：

　　第一种主张，是全面向西方学习，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其典型话语，是要求中国继续“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推进“普世价值”，也就是说，要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体制上，都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它们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这一套话语体系，其实又是近三十余年来改革开放话语体系的一种表现，而在当下却已蜕化为开放教条主义。

　　第二种主张，是回到建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这套现今被贴上“毛左”标签的思想观念，强烈认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才是理想形态，而改革开放则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所剥夺的乃是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完全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

　　第三种主张，是觉得无论全盘西化，还是回到“毛时代”，都背离了中国的具体历史和文明传统，因此最好的选择，是回到更古老的中国过去，也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古典中国文明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认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最好的途径乃是回到老祖宗，甚至应该上溯到“三代”和“周公之治”。

　　这是关于中国未来的三种典型观念表达，其他类型的主张，还有很多，但都是旁枝未流、不成大音，在此不作评述。为何说它们已成为中国人前行的思想迷障？

　　首先，这三种思想，不是在历史中失灵过，就是在现实中失灵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为什么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下转向改革开放，还不是因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在那时效用已基本用尽、无法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了嘛。第二种“回到毛时代”的主张，对“毛时代”的美化，可能连毛主席本人也不会赞同，一时代有一时代能做的事情，那时代能做的，换个时代可能就无法去做、也不必去做了。

　　中国更老的传统，也曾在回应现代西方世界时，有过惨痛的失败经历，凭什么说换个时间，现在就能带中国人走出五彩斑斓？在谈论中国的“复兴”或向历史的常规时代回归时，一种错误的观念，是认为今天中国又可以恢复朝贡体系了，这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当代世界早已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唐宋明清，回头路是走不了的。

　　至于第一种，在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后，整个西方的主流知识界都陷入思想困境，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知识体系及相关的的制度安排都在反思，认为它们已无力应对当下西方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难题。“普世价值”、“多元文化”、“福利社会”等等在原产地都已病厄缠身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凭什么说搬到中国来，就能把中国的问题都解决好？

　　其次是，任何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都有其人口规模和具体生活场景的限制。能够解决一万人生产生活问题的思想和制度，不一定能解决十万人的问题。规模越大的国家，复杂程度越高，对知识思想和制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卢梭写《社会契约论》，当时所想的不过是瑞士这样的小国家的治理。托克维尔也指出，大国会有理想担当，而小国多很安逸无争，心理状态和所需要的内部组织，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已不可以再回到前三十年、不能简单模仿西方、也不能一味从中国古典传统中找药方？是因为所有这些知识思想体系，都没有遇到过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从古到今，有过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实现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全民社会保障吗？近代以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有效的思想知识体系，顶多也就处理过3亿人口规模国家（即美国）的问题，然而就在这3亿人口规模的国家，思想和制度都已面临衰退、不够用。中国古典传统、建国前三十年的传统，同样有这个问题。

　　中国今天遇到的挑战，从复杂程度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过去的思想知识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所致力解决的只是过去出现过的问题与挑战，今天都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