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会议要求，扶贫开发将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并且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责任。会议提出目标，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脱离贫困县资格）”，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也就是说，2020年后，中国不再有贫穷人口不再有贫困县。
一个多月前，10月16日，北京举行了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习近平在演讲中透露，在他40多年的工作经历里，他在扶贫工作上花的精力最多。他表示，自己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了40多年，曾经去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在这个过程中，扶贫始终是他花的精力最多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
今年人大闭幕会后，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回答问题时表示，自己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国是最大的世界经济体，有被忽悠的感觉。因为按人均GDP，中国在世界80位以后。李克强同时承认，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近2亿贫困人口，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去年7月，联合国发布“千禧年发展目标2014年报告”（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Report2014）。报告称，1990年至2010年，全球极度贫穷人口数自19亿降为12亿人，其中印度占32.9%，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为中国（12.8%）、尼日利亚（8.9%）、孟加拉（5.3%）和刚果4.6%。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极度贫穷人口是指每日依赖不足1.25美元维持生活的人群。
中国究竟有多少贫穷人口？官方并没有公开完整的统计数据。民政部公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中国城市低保对象2282.4万人，农村低保对象5237.2万人，农村五保对象553.2万人，国家优抚对象623.3万人。这四类国家保障对象将近9000万人，加之1000多万的城镇失业者，低收入群体已接近上亿人，占全国人口近8%，这是民政部官方的统计数据。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农村人均养老金每月仅仅74元，只是城市老人月平均养老金的1527元人民币的5%。这是继2000年和2006年之后第三次对老年人生活状况进行的追踪调查，也是国家统计局批准的唯一的老年人状况科学调查。
报告显示，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34.6%，月均养老金74元。仅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1527元）的近5%。城镇平均年收入17892元，农村平均年收入475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0年来城镇老年人平均收入仅增加1.1倍，农村增长1.5倍。老年人平均年收入结构中，城市中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占到86.8%，而农村养老保障只占到18.7%。
这就是说，中国目前有上亿人口要靠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维持基本的生计，除此之外，中国还有数字庞大的群体被社会所遗忘，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没有最低生活保障；中国金字塔上的富人不到人口总数的5%，他们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欧美的一流富豪，他们可能己经移民或正在移民；10%的金领白领或者企业主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抑或是当今的消费主力。剩下的所谓夹心层，名义上过着小康生活，一旦遇上大病或天灾人祸，面对高涨的物价房价和教育医疗开支，他们随时都会沦为贫困线之下的低收入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聚焦民生》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5000万人，5000万也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6亿城镇人口的8%。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提高为1196元，2012年将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6年来这个扶贫标准提高了11倍。
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103倍，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93.41倍，从1985年到2010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了814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广义货币供应量最大的国家，国内的通胀也进一步加剧。
中央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线，这一标准更接近于国际上公认的扶贫标准。扶贫标准提高了，相应地，中国真实的贫穷人口也大幅增加了。以贵州为例，2000年贫穷人口为890万人，2010年下降到505万人，贫困率为16.5%，位居全国第二。但是采用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新标准来衡量，2012年贵州的贫穷人口高达2000万之多，贫穷人口比例占了贵州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属于极度贫穷人口。2009年，中国新贫困线标准提高到1196元后，中国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如果采用联合国的贫困标准线，中国贫困人口应该在2亿以上，而中国真实的低收入群体应该有4亿之多，占中国总人口的1/3以上。
今天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联合国人均每天不低于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在中国已经很难维持基本温饱，试问一天8元人民币，在中国能干什么？能买到什么？在中国人均收入最低物价最高的城市海口，8元人民币常常只能买到一把青菜。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8元人民币在中国很难维持一个人一天的正常生活。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缺失，高昂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支出，把很多收入高于贫困线之上群体，也拖入绝对贫穷人口之中。
今年暑假，微信群里有个老师说一个初中毕业生因家境困难，上不了高中。经了解，这个初中毕业生在湖南怀化新晃，父母抚养两个孩子，按照湖南人外出打工的传统，供养子女读书应该不成问题。但由于这个家庭双方老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子女照顾，这对父母就不能外出打工，仅靠种地和打零工的收入，除了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根本无力承担一个高中生一年一万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
类似的贫困家庭在中国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绝不是孤例。我一个同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家境贫困，初中没念完就辍学到广东打工。失学的经历，使她立志帮助更多有类似经历的失学孩子，在惠东打工时，她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元，却拿出一半去救助失学孩子。20多年来，她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后来的QQ群微信群，直接间接救助了上千名山村失学孩子，可喜的是，那些被救助的失学孩子如今长大成人，许多人也加入了救助失学孩子的队伍之中。
那些家境贫困的失学孩子，原本就该享有全民义务教育的权利，家境再困难也应该由政府来兜底，可惜政府在国力大增财政丰盈的辉煌时期，在民生投入上还远远不够，无论是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只是满足了一小部分人的需要，而更多人完全处于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状态。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而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并没有对中国的基尼系数进行调查，其理由是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所以现在不统计这一指标。
国家统计局没有能力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不等于这个数据统计不出来。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到0.18，19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世界银行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即使不是当今世界最大，也属于最大之一。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极少数富人的收入早已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超级富豪，比如一些地产商、国企高管、资本大鄂、权贵官员……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特别是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面对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韩国也是如此，韩国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不过90美元，1995年突破1万美元之后，2007年进一步突破了2万美元。至于其他西方国家比较起来意义不大，只是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德国2009年的贫困线标准是每人每月929欧元。按照这个标准，德国有10%即1000多万的贫困人口。2011年，美国发布的贫困线标准是一个四口之家一年22350美元，相当于每年14万人民币。官方媒体也曾笼统称，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这样的贫穷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