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信使

乔治·施蒂格勒（1911年-1991年）在其《乔治·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自白》之前言“经济学家是好人吗”中对马尔萨斯（1766年-1834年）表达了敬意，因为他是一个说真话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是一个报告真实消息而不是好消息的好信使；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分化而思想界活跃而纷乱的时代。伴随经济快速发展的是阶级分化的加剧，社会分离的加深。资产阶级在号召人们起来参加革命的时候，曾经许诺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世界，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到来。如果这个世界并非人们的理想，是否可能取而代之，建立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思潮在欧洲，在英国获得了一阵阵喝彩。共产主义是否可行的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有主张者也有反对者。反对者的担心之一是，如果实施共产主义，一切按需分配，是否会导致人们无节制的生育，导致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从而毁灭整个世界。身为牧师的马尔萨斯与父亲一直在争论这些问题。他父亲是个激进思想家，同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时候，有两部著作左右着马尔萨斯父子的辩论，一是葛德文（1756年—1836年）的《政治正义论》，二是孔多塞（年1743年-1794年）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这两位思想家都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类的理性能力能够得到提升，人类的道德能力能够得到增强，将来的人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即使实行共产主义，人口过剩也不会出现。马尔萨斯认为，他父亲所支持的葛德文和孔多塞的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而不是对现实的真实写照。说人类的理性能力将会提升，人类控制生育的能力将会增强，他是一点迹象也没有看到的。马尔萨斯于是写作出版了《人口原理》。马尔萨斯认为，人的理性成长并不足以控制人的生育行为，人口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将按照算术级数增长，于是人口的过剩将不可避免。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人口的过剩将通过自然的方式得到解决，人口过剩将导致战争、瘟疫和饥荒。人类社会的前景只能是一种低水平循环。

马尔萨斯的心灵就是这样的阴郁，他总是关注人类社会那些暗淡的悲惨的方面。在他1820年出版《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时候，生活资料供给不足的问题似乎走向了反面——供给的过剩。那时候，已经有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1773年-1842年）讨论了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问题。不过，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对危机的到来持否定态度，比如马尔萨斯的朋友李嘉图（1772年-1823年）。李嘉图试图向马尔萨斯兜售萨伊（1767年-1832年）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原理，证明市场的自发运行将导致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普遍过剩危机只是杞人忧天。可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让马尔萨斯信服，现实观察和理论分析都证明普遍过剩危机的存在。社会经济顺利循环的条件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总供给因为积累而不断增长，而总需求即有效需求的增长却因为消费不足而滞后于供给的增长，普遍过剩不可避免。除非社会上存在一个专事消费而不生产的阶级，否则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消灭过剩生产能力的任务只能由地主阶级来完成，他们是真正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阶级。而为了维持地主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就要保证地租水平的上升，至少是不下降。最后一点，落脚到了他对《谷物法》的支持。马尔萨斯将扩张有效需求，解决经济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扩张地主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之上，是一个勉强得有些牵强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视野被他的阶级性严重局限了。他看到了危机的存在，却不理解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当然他也提不出治理危机的真正有效的思路。

在马尔萨斯眼里，这个世界充满着不幸。人口终究要过剩，经济危机终究不可避免，人类社会的前景阴霾重重。以致后来的托马斯·卡莱尔（1795年-1881年）将马尔萨斯的经济学叫做“阴郁的科学”。卡莱尔对经济学的不满或者怨恨不仅因为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还因为经济学研究“如何用法兰绒上衣交换猪肉”而漠视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在卡莱尔眼里，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俗不可耐的低级学问。卡莱尔本来就是道德上的落伍者，他的嘲弄和挖苦算不得什么。卡莱尔支持死刑，支持殖民主义，支持奴隶制，他是在一次反对废除黑奴的演讲中提出对马尔萨斯及经济学的上述指责的。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卡莱尔的敌人，因为经济学主张自由、平等与民主。在一定意义上，卡莱尔才是进步的敌人。就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马尔萨斯就遭到过经济学内外的攻击了，雪莱和柯勒律治，都曾经写诗批判过马尔萨斯，说他是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是既得利益者的帮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马尔萨斯的研究，除了“剽窃”就是“杜撰”，他的地租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是剽窃的，他的人口原理是杜撰的；马克思还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看人脸色”，曲意奉承的“成果”。这只是马克思个人的判断。即使马克思所说属实，我们也可以在施蒂格勒的立场上对讲真话的马尔萨斯表示支持——如果他确实讲了真话的话。

因为思想或者言论而遭到社会的误解甚至仇视，马尔萨斯早有预料。《人口原理》初版时，因为害怕受到攻击，就采取了匿名的方式。但是，攻击还是接憧而来。不仅来自他的敌人，还来自他的朋友。马尔萨斯实在觉得冤枉。他说如果人口过剩，战争、瘟疫和饥荒将作为处理过剩人口的自然手段发生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战争、瘟疫和饥荒，并不意味着他建议以战争、瘟疫和饥荒的方式来解决人口过剩。作为一个牧师，马尔萨斯倾向于将人口过剩及战争、瘟疫和饥荒看成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一种惩罚——由于违背与上帝最初的誓约，亚当和夏娃，蛇和土地都受到了诅咒。作为一个看到了历史的真相甚至是上帝的意图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内心也是悲怆的。他说，人们将我看成是人类的敌人，其实我不过是人类所面临的灾难的敌人。他看到了人类的灾难及其来源，他将事实的真相告诉人类，他本人却要为此而承受误解甚至仇视。人们说马尔萨斯的内心一直被一条蛇咬噬着。

早于马尔萨斯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曼德维尔（1670年-1733年）也因为说真话而受到谴责。曼德维尔同斯密一样，也从混乱中看到了秩序，从破坏中看到了进步，只是，他更愿意讲实话，报告他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对于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以及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主张——人类理性终将进步，人类道德水平终将提高，未来社会将既是繁荣的又是美好的——曼德维尔表示了怀疑。他说，伯爵所说的一切，不过是对人类的恭维，而不是对真实情况的描述。这种自欺欺人毫无价值。在曼德维尔的眼里，自私、贪婪、虚荣、骄傲都是人的本能，从来如此，永远如此。就算有所谓理性的进步，人的本能也不会变化。但并不因为人类有这些本能就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反，人类的这些邪恶的本能正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因为自私，人们努力积累财产；因为虚荣，人们追求功成名就；因为奢侈，人们扩张对外贸易——个人邪恶本能的扩张，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曼德维尔肆无忌弹为人类邪恶本能辩护的做法，斯密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于十八世纪的道德哲学来说，曼德维尔影响深远，又声名狼藉。

经济学有其独特的看待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世俗的观念或者政治的理想不一定吻合经济学的逻辑；或者反过来说，从经济学逻辑得出的合理结论，在世俗观念里可能属于大逆不道。施蒂格勒在其《自传》中还特别提到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的朗菲尔德，他在183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演讲集》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饥荒期间富人们将贮备的粮食以低价出售给穷人，对于解决粮食供应不足毫无助益。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饥荒的发生，原因之一在于粮食供应不足；高价格提供的信号，可能推动下一周期粮食生产规模的扩大。富人低价出售粮食，提供了扭曲的信号，从而不利于未来粮食供求平衡的恢复。朗菲尔德反对富人们的慈善行为，显然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施蒂格勒对朗菲尔德的观念表达了敬意。他认为，朗菲尔德的思想，体现的正是经济学的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科学精神。朗菲尔德的解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施蒂格勒所支持的朗菲尔德的独立的科学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经济学的功能，可以是理论的也可以是应用的；经济学家的职能，可以成为“信使”，也可以成为“参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保持独立的判断，保持对真理的敬畏，应该是基本的态度。经济思想来自现实世界，也服务于现实世界；但是，对公共道德的屈从，对政治权力的依附，都意味着对科学精神的违背，对独立精神的背叛。趋炎附势，阳奉阴违，指鹿为马，作为个人的品德是恶劣的，作为一门学科的品德也是邪恶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世俗的帮佣，成为权力的傀儡，它离科学原来越远，离谬误越来越近，甚至已经与谬误结为一体了。这让人想起王小波讲过的那个故事——古时候中亚有一个国家叫花刺子模，经常对外征战。凡是回来报告好消息的信使，都得到奖赏；而报告坏消息的信使，则被扔去喂狮子。后来，就只有好消息回来了。

经济学家即使作为信使，其使命也是提供真实的消息，而不是好的消息。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研究”，在课题指南控制之下，已经不太可能有多少坏消息了。

2015-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