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了就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首次访问。在他访问前夕，越南向俄罗斯订购的最后一批基洛级潜艇刚完成下水仪式，它们被认为主要用来对付中国。在访问期间，日本防相中谷元亦在越南访问，并与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冯光青会谈，后者许诺将“为两国发展和繁荣通力合作”，并在会谈中同意日本自卫队舰船停靠越南海军基地金兰湾，两国亦将开展海上联合军事演练。

令越南政府更兴奋的是，继美国军舰拉森号驶入南海中国自建人工岛屿附属海域之后，罗斯福号航母于日前再次安静地通过中国声称主权的海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亦亲自登上航母，向外界宣示美国政府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坚定态度。

美国政府通过具体明确的军事步骤，彻底打破了以往针对南海主权争议实行的战略模糊政策，以实际行动清晰地表明其国家利益所在和维护现有国际法的决心。美国的这一富有战略意义的举动，改变了当前东亚艰难维系的平衡，并使局势明朗化，也极大振奋了区域相关国家的士气。

另一方面，美国此举无异于是向中国摊牌，以示底线。这对于雄心勃勃地致力于将提升的国家实力转化为外交和地缘影响力、强势维护领土主权的中国新领导层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挫折，也预示着中国将在周边的主权争端和地缘博弈中处于更加孤立和不利的境地。事实上，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引领下，以其在亚太的盟友为战略支点，以数量更为庞大的亲密伙伴和潜在伙伴为羽翼，对中国形成了包围态势。

在这一重要背景下，如何突破自身困境，扩大外交伙伴，争取战略主动，扩大战略空间，是中国领导层面对的紧迫现实任务。从中国新一代外交转型的轨迹看，最高层已然对中国外交的走向进行了某种评估，对目前的形势已有所估计，因此，在执政的最初三年推进了“联俄、拉欧、制美”的总体外交态势，并未雨绸缪召开了周边外交座谈会，着力构建有利的周边外交环境。

但很显然，周边国家在期冀加强与中国经贸合作以分享经济发展好处的同时，对中国的崛起可能破坏区域力量平衡的忧虑的想法同样强烈，因此渴望域外强权介入本区域，特别是希望首要大国美国加强在东亚的存在，而那些与中国存在直接的地缘斗争和领土主权争议的国家，更迫切地期待美国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这就跟美国的“重返亚太”和“亚洲再平衡”战略形成利益交汇点。

东亚国家中，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友，跟中国的地缘竞争和主权争议也很激烈，自然与美国形成紧密的军政合作。相比较它们，新加坡是美国在东亚次一级的亲密伙伴，但却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在李光耀时代，目前这一影响仍在持续）。而越南更因价值观不同，和美国的关系正处在正常化道路上，但两国军事联系却超越了政治关系的进展，主要就是源于中国因素。正因连越南这样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历史联系和同质的政治形态的国家，都和中国过不去，更加凸显了中国在东亚的尴尬处境。基于上述复杂因素，东盟作为整体与中国关系微妙。尽管有柬埔寨等极少数国家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但影响不了东盟大局。

在双方立场针锋相对的情况下，美国依托区域关键国家和中国展开了“次冷战”。而中国也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新增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与美国展开了争夺。

对越南和新加坡的访问，是中国欲重点突破的新外交目标之一。这两个国家均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历史和现实的天然联系，而且在美国在东亚新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是前者，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中国拥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并一度是中国的藩属国。在越南独立和统一的战争中，中国曾和越南并肩作战，更重要的是，两国是不可分割的地理上的邻居，且具有日益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国连续十一年成为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习近平的这次访问中，双方将1000亿美元作为近期双边贸易的发展目标。对于越南这样的小国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然而，在越南寻求外交突破，是一个几乎难以达成的外交目标。习近平可谓知难而上。这源于中国深陷周边泥潭，别无选择。领土主权争议、战略互信匮乏和因地理接近而自然产生的地缘紧张，是中国和越南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其中第二条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两国都是共产党执政，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都开展改革开放（革新开放）事业，它们有更多理由拥有更多共同语言。不过，现实情况显然差距甚远。

中国的对策在访问安排中一览无余。以两党合作推动两国互信，以经济纽带连接两国利益，以全面合作“消化”领土主权争议，将越南从日渐偏移的外交方向拉拢过来，壮大自身的外交力量，同时削弱美国的支持力量，是习近平访问的核心目标。

习近平对越访问首先是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成行的。在访问安排中，党务色彩鲜明，中方借以凸显两国关系的“特殊性”。

这首先体现在阮富仲独领欢迎仪式，越国家主席张晋创未参加。由于中越最高领导层体制有所不同，从最近的历史看，当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时，均是由越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欢迎中国来访者，并陪同检阅仪仗队。但这次却不然，越南作为接待国不会做明显失礼和违背惯例的事，所以应是中方主动要求的，以强调习近平访问的党务性质，也即突出两国关系的密切背景。

其次，习近平对发展两国关系罕见地提出多达七条建议，这是在和其他国家交往中所没有的情况。其中增加的部分主要体现在第一和第二条，都是强调党务合作，前者指出要加强执政党高层交往和顶层设计，后者则是具体党务合作计划。

更明显的是，习近平重点提出双边关系新定位。它被描述成“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与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均强调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强调党务交往的必要性和两党合作对两国命运的重要意义，暗示两国政治属性相同，彼此倚靠，因此更有加强战略合作的必要性。他特别指出，由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双方必须维护好、传承好，中方支持越南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支持越南继续深化革新事业。

在突出“特殊性”的同时，习近平还向越方展现了两国关系的“全面性”。习近平的访问团队极其少见地包括了党政军各系统官员。除了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三人外，党务系统的王家瑞和解放军负责亚太事务的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也随同出访。这固然与两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欲向越南传达两国关系的全面性和紧密性。一般来说，中方只有在和盟友级别的国家进行交往时，才会作此安排。两国关系的“全面性”，集中体现在“联合声明”中。

习近平访越极力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策略之一是，明确提出实行“双轨制”，将两国关系的发展主流与领土主权争议分开来处理，不使后者对前者造成阻碍。习近平在访问前夕在越南《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借鉴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成功经验。他在和阮富仲的会谈中也苦口婆心劝说越南在海上合作，提出要以双边协商为正确途径，以合作开发为共同目标，妥善处理并管控好海上分歧，逐步积累共识，扩大共同利益。这是希望越南考虑两国特殊关系，带头成为中方主张在南海主权争议中采取双边协商办法的国家。这是中方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后退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有政策的显著表现。在屡次遭遇外交碰壁后，中国政府再次认识到这种圆滑的策略在复杂的情境中可能更有效。

中方的意图是区别对待与中方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国家，对日本是针锋相对，对菲律宾置之不理，而对越南则是积极利用两国的特殊政治关系，实现两国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成功范例，从而从外交困境中实现突破，减少外部敌意。

不过，一系列事实说明，中国要达成访问目标并非易事。这从越方接待的微妙细节可以看出一些迹象。越南军队的关键人物冯光青和习近平的会面，不是在阮富仲与习近平会谈的场合，而是出现在越南总理阮晋勇和中国领导人的谈判桌上。而素以对华强硬派著称的阮晋勇在与习近平会谈之前握手时，也是一脸严肃，如丧考妣。从中可以看出，这场会谈的紧张。

尽管在新闻公报中称习近平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但在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障碍上并未取得明显突破。《联合声明》第七条主要内容是关于领土和主权问题的，但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合作和陈词滥调外，中方的收获并不多。这一节开头说到，“双方就海上问题坦诚交换意见”，所谓坦率交换，是一种很委婉的外交辞令，其实质意涵是，两国在此问题上不留情面，各自严肃地单方面地阐述了己方立场，没有取得任何交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两国仍没有超越落实“共识”，妥处分歧的阶段，至于一些机制行安排，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而声明中屡屡出现的“寻求”、“探讨”、“研究”和“商谈”等词汇，更显示出这一主题仍停留于思考层面，离事实还很远。

中国要和越南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立两国基于共同的制度形态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但越方对此没有任何正面回应。相反，在习近平访问前夕，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就对外宣称越南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实施平衡外交，在此情况下，和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和地缘紧张的越南就不可能将中方视为具有特殊性的盟友。冯光青在那次接受访问中也郑重提到越南不会使他国有机会利用本国的军事基地。但就在习近平访问的时刻，越南和日本达成了后者军舰停靠金兰湾基地的协议。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越方称“不选边站”，是说给中国听的。但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作者是美国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和平与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是应约为香港橙新闻网站提供的独家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