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梳理过去几十年的传奇企业家时，褚时健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名字。
1927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
1979年,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也就是红塔集团的前身。
到了80年代中，国际烟草行业开始技术换代，旨在提高产量和质量，国家烟草总局将西南地区引进一套先进技术的指标给了贵州，但贵州没要。因为谁要就要准备两千多万美金。后来这个指标就给了云南，但没说准确定给哪一个厂。拿下这套设备需要抵押贷款。当时的政策是，抵押贷款无法偿还的话，厂长是要坐牢的。但褚时健已经意识到新技术和新设备对企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便冒着坐牢的风险，将全厂抵押给银行，最终引进了新设备。
到90年代中期，褚时健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的品牌价值高达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还没有评估。有中央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厂”。在褚时健时期，他缔造了红塔帝国，也把自己打造为著名的“中国烟草大王”。他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1995年，一封举报信递到了中纪委。信中称褚时健和家人收受大量贿赂及贪污公款。历时四年的调查开始。1996年，他唯一的女儿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握着来客的手哭道：“姑娘死了！死在河南，是自杀的”。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褚时健身陷囹圄，而他的女儿又在狱中自杀身亡，这对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他这一生中摔得最痛、跌得最惨的一跤。
1998年，褚时健的案件见报后，在企业界和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人都报以同情。
当年，“两会”代表为褚时健喊冤 十余名代表联名求情，呼吁“枪下留人”，一个听上去很能打动人的说法是：“一个为民族工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也正因为此，很多人都说褚时健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但我比较赞同郎咸平教授的观点：是国家给了褚时建一个成功的平台，国家也给了他应有的报酬和荣誉，他只是为国家打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他自己却把自己当主人，自己没有把位子摆正。这和前面所说的、《乔家大院》里面崔鸣十对孙茂才的评论有点类似。
1999年，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时，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2002年，75岁的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
后来，在极其罕见的几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褚时健回首了往事，在被问及觉得当年的判罚公平不公平时，褚时健说：“今天重新过来说，（当初）不应该那样。但有些事情要实事求是。”
按照设想，褚时健在老家能颐养天年，这就是他最好的结局了。然而，他并没有选择这样走下去，而是承包了2 000亩的荒山，开种果园。他带着妻子进驻荒山，脱下西装，穿上农民劳作时的衣服。昔日的企业家，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当被问及当初为何想来承包果园？褚时健低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我个人认为，赚钱是假的，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能花多少钱？很明显，褚时健的内心是不平的。而这个“不平”，也是他创业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截至2013年，褚时健已经84岁高龄，但他仍然控制着这片山林运转的每个环节，严格把控质量关。
透过褚时健波澜壮阔的人生，我们不难明白：人生的波折是一种常态，而企业家精神则是可以坚持的。正如褚橙的广告词，“人生总有起伏，愿精神可传橙”。
（龙吟山论道，颜伦琴，2014-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