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的“辛苦”和普通话的“幸福”，发音非常相近，而“辛苦”在粤语语境中的词义则要比在普通话中复杂得多，因此屡屡成为调侃搞笑段子中的“包袱”。今天的话题是：当一个人与另一些人的同名同姓时，有时得到的是“幸福”，有时得到的是“辛苦”，不一而足。

　　前几天打开电脑，从天外飘来一段信息：在人人网上，姓唐名钧者竟多达好几百。很惊讶，就到人人网“找人”，“结果”是1224个，不由得感慨万千。在我的印象中，前30年的那几代人中，有与我重名的，但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夸张。

　　据说父母为我取名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我算是40后，比共和国痴长一岁。那时的中国人，大多取双名，因为名字中通常有一个字是家族中排辈的符号。当时还有一种时髦，就是用一些革命的新词作为名字，譬如“建国”、“解放”……所以，那时给孩子取个文雅的单名，既背弃传统，也不跟新潮，用现在的话说，是很“文艺”的。其次，出生之后，外公外婆便请高人算我的生辰八字，结论是命里缺金，所以就要取个带金字旁的名字来弥补。加上“唐钧”乃是大唐钧窑瓷器的简称，俗话说：“家有钱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故而取这样的名字既有其财富含量，又不失文化意蕴。当然，这都是退休后，有闲功夫陪老舅聊天，才听得的关于我的名字的完整诠释。可当时那么处心积虑取的名字，到70年代以后，就不再得天独厚了。

　　其实，早年在读初中时，就发现英语课本是一位与我同名同姓的老前辈编写的。80年代中期到了北京，开始参与社会保障研究。那时还是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凭自己那点微末本事也敢做英文文献的翻译。有一次，译丛的主编告诉我，出版社的人看到我在译稿上的署名，马上反应道：“唐钧翻译的，一定没问题”。想必他们误认为是那位老前辈的译作，同名同姓在这里好像沾了点光，赢得了一点“主场优势”——这是幸福的回忆。

　　后来的事情就从幸福转向“辛苦”了。有大学请我讲课，讲课费要走银行账户，而且指定要××银行的，没奈何便开了一个指定银行的账户。但讲了一次课后就再也没去，这个账户也就从未动用过。忽然一天来了两位女士，自我介绍是我讲过课的大学的财会人员，有一笔金额不菲的讲课费，应该是人民大学公管学院的唐钧的，她们错汇到我账上了。当时也没有多想，拿了银行卡就带着她们上银行，并保证如有这笔钱马上就取出来还给她们。可到了银行的ATM机那里，怎么输入密码都不对；再到柜台去办理，密码还是不对；我发现两位女士的脸都变色了。与两位女士告辞后回到家里，冥思苦想，当时办理账户时，我肯定是输入过密码的。忽然想起，按程序，先办的是存折，密码应该与存折能对上的。这银行卡我从没用过，可能都没有开卡。这一想豁然开朗，第二天再请来两位女士，到银行用存折取出了钱，算是物归原主了。这同名同姓的小老弟，给我添了多大的麻烦，而取不出款的那天两位女士几近绝望的神情，现在都记得。

　　有一次到北工大开会，第一次见到我的那位小老弟，应该属于70后吧。个头比我高，但和我一样，都是胖胖的。那天参加会议的居然还另有一位“唐军”，这一下可麻烦了，与会者不得不将我们3人分出“大中小”来。后来有人编了一个绕口令：“主持会议的唐军说：请唐钧发言，下一个发言的唐钧请作好准备。”

　　再后来，事情越发闹大了。就在上个月，有个在民政部工作的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有个‘形象危机应对报告’是不是你写的？”答曰：“没写过。”接着想了想：“可能是人民大学我的哪个小老弟写的吧，他是做行政管理的。”朋友说：“没写过就好”。事后到网上查了一下，果然有媒体报道说：社科院发表《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再查下去，有个官媒的“新闻网”，把小老弟的几篇相关文章收到我的专栏中了，这事岂不就被坐实了。正好有家媒体来采访，我向他澄清了误会，又到微博上发了个声明，大意是“此唐钧非彼唐钧”，绝对不敢掠美，云云。本想此事应该就此了结了。

　　前几天参加民政部门的一个会，一进门，就有朋友向我警示：“今天会议部长出席，你不要放炮。”搞得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后来晚上吃自助餐时，方才明白，原来又是这件事，闹得还挺大。有官员告诉我：“基层民政干部可不满意了，我这里都收到几十封信”。想想也搞笑，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啊！于是，回家后，就找来小老弟的大作看了一遍。

　　小老弟的报告其实本来是夸民政官员的，但他的表述方法可能有点与众不同。报告基于一个假设，即“我们假设群众对于执法类官员的形象有厌恶感，而对于服务类官员有好感”，所以小老弟将他近年重点关注的6类官员分成为执法类和领导类——前者包括“城管、村干部、警察”，后者包括“学校领导、医院领导、国企领导”——想做一个“公众厌恶程度”的排序。同时，也将服务类官员——民政干部放进这个比较的框架中，想做一个对比。最后的报告对7类官员作了个“倒排序”：城管、学校领导、医院领导、村干部、警察、国企领导、民政干部。排在第一的是“最厌恶的”，排在最后的是“最不厌恶的”。本来民政干部排在最后，是评价最好的，但倒惹事了。其实如果换个说法，譬如把 “是否厌恶”改成“是否受待见”，研究结果就是城管“最不受待见”，而民政干部“最受待见”——像我这样爱说大白话，可能倒是不容易产生误会，那一部分民政官员也不至于如此怒发冲冠了（有的还写了“大批判”文章）。遗憾的是，小老弟过于“学院派”了。

　　这年头，可能是有点“官不聊生”的缘故吧，官员们变得异常敏感。其实找原文来看一看，凭官员们现在的文化程度，应该不至于看不明白吧。就这样听其以讹传讹，弄得民政官员心里特不痛快，还牵连很多“无辜”（譬如与作者同名同姓的我）。

　　想想外国，人口比我们少，常用的姓名也就那么几个，什么约翰乔治迈克尔……重名的一定比我们多得多，不知道他们遇事是幸福的多，还是辛苦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