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紧密相关，都是有关中华文明或中国何以昌盛复兴的问题，只是一个偏重于历史探寻，一个偏重于当代现实探索。前次我在这里谈了李约瑟难题，这次讲一讲钱学森之问。

                  一、钱学森之问的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当代的教育问题

    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感慨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有许多根据的，例如，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类获得者没有一个建国后培养的中国人，而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之后的前20位获奖科学家当中只有5个是建国后培养出来的本土人才，却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学森之问提出后由于我们始终坚持的“以传播正能量为主”的新闻理念，媒体多未关注报道，只在小范围讨论。但由于问题牵扯面巨大且涉及国家民族和各方权益，该问题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到关心中国教育和民族未来的一大批人士当中。最后让“钱学森之问”几乎成为全国之问的则是钱老逝世引发的。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11月11日安徽高校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发出的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缅怀钱老，直面“钱学森之问”！

                        二、对钱学森之问已有各种探索性解答的讨论

    温总理2006年曽经拿这个问题去问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得到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这一回答的前半段认为“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原因是大中小学教育不衔接，还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尝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中小学）的意味；后半段话则几乎有流于敷衍之嫌，根本没有回答出问题真正的原因，——这或许是这几位校长专家本身就是身在现行教育体制的“此山中”之故吧！

    此外还有一些探索性解答如下，“——”后为本人对该解答观点的评价：

    1、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去行政化。古代是士阶层凭借科举认证的知识水平进入官场；在废除科举的当代变成了官员凭借地位进入大学谋取教职和学位。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是一切创新之根本。——这可以算是问题的一个表现，但绝非问题的根源。

    2、以尊重人才本身代替尊重人才创造的物质。建立“以人为本”的民族精神传统观念，注重发现和开发人本身的创造能力，而不只是看重人创造的财富，将现代社会颠倒了的观念颠倒回来。人本物末，这样才能真正将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仅仅跟踪式学习甚至模仿国际新科学、新技术。——这个答案涉及到整个当代中国社会的拜金主义价值观问题，但恐怕依然是钱学森之问的深层表象，而非根源。

    3、改变考试制度和形式。欧洲从中国科举学会了文官考试制度，中国也应该学习建立欧洲的命题型、思考型、实践型考试和研究生独立研究能力培养制度，并以知识原创型为考核教授等人才的首要标准。——虽未探讨问题根源，但可以解决部分问题，只是在明白问题根源之前，这种改革的阻力会很大。

    4、建立创新型技术产业孵化器。创业园的广泛推出，可以为科学家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提供实验室和资料检索平台等，增加科技创业的成功率，形成发明家型企业家模式，以制度化、税收政策促使投资者将资金投入的高科技开发项目。——这一解答有利于技术产品的创新和应用型科技的推广，对基础研究创新没有甚至有可能带来比较性负面作用。

    5、建立完善健全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创新型项目指南、公平竞争机制与客观评估系统等都是影响创新的极为重要方面，科技的进步不能以官衔、奖金和论文数量、等级等来衡量；因为，科技进步总是在推翻旧权威建立新权威的创新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以官衔和论文数量等评价创新成果和个人成就已经成为社会习惯，有许多学者甚至根本不知道何谓创造性。因此，创新成果的评价体系在人才评价标准没有根本变化之前恐怕无法建立起来。

    6、转变应试教育模式，建立素质教育体制。许多人认为人才培养的根本在于基础教育，只有在中小学阶段就给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最公平的教育机会，才有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可能。——这一答案初看起来似乎很正确，但是，对于什么是创新型人才？何谓创造性？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对于这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全国教育和科研领域却都莫衷一是。正如许多人都不清楚科技进步和科学革命的根本区别一样。

7、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实现学校等教育硬件的标准化。2010年国家启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投入83亿元用于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的学校改造；某些省市提出2012年每一所学校都将达到确定的基本标准。——这一解答实际上与钱学森之问几乎无关，钱学森之问当中讲的“人才”不是普通人才，而是创造性人才。

8、普遍均衡地提高教师待遇。这一解答实际上是认为选择学校就是选择教师，如果教师待遇普遍提高到均衡水平，各个层次的学校都能够培养出人才。——我不反对这一解答举措本身，因为全国大中小学的教师待遇确实都有待提高并达到一个较高的均衡水平。但是，这不仅由于存在和前一种解答同样的原因而与钱学森之问基本无关，而且现实中许多硬件非常优越的贵族学校也说明了金钱确实不是万能的——它们虽然资金充裕硬件优裕却无法培养出创造型人才，因为它们提不出先进健康的办学理念。

     9、开设各种实验班、补习班、占坑班，以期用提早教育或给学生强大压力培养出人才。——这简直就是南辕北辙的举措。智力开发首先要尊重孩子成长天性，不会玩的孩子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力。某种语言的掌握程度也是以母语水平为基础。因此发达国家都反对让孩子提早入学的做法，更没有任何国家举国热爱外语。这也是中国虽然有不少少年班但少年班几乎无一成才的原因。

           三、钱学森之问的历史原因

    1、周代孔子首倡的文理分科教育学术体制首次缩小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使最可能创新的文理兼通型学者从此成为稀有。

    自中国周代孔子首倡的文理分科教育不利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虽然孔子倡导礼仪以孝为先使国人受益无穷，但孔子和儒家把自然科学视为“怪力乱神”和主张“述而不作”严重排斥了创新的思想。孔子首倡的文理分科，单重人文的教育思想，对于创新精神尤其有害——因为所有创新都是以不同领域的知识的融合为基础的。

    2、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缩小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严重降低了中国学者的创造性。武帝支持的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和学术改革更是把中国学者的视野严重局限在儒家的窄小范围之内。中国学者从周代和汉代起就进入了创造性成果一朝不如一朝的状态之中。到了明代，中国学界甚至已经退化为只擅长梳理总结前人成果，无法做出发明创新的地步。这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三次科学革命即火的掌控、《河图》《洛书》两部星图历法的造设、以八卦五行为核心的中华科学体系暨人类最早科学体系的形成，全部发生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代而不是近现代的根本原因。

    3、儒家斥自然科学尤其他们不理解的自然现象为“怪力乱神”，严重束缚了中国学者尤其儒家学者的心智和创造活力。最显著的证据就是科学宇宙观和迷信宇宙观同时存在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头脑中的现象。自孔子倡导文理分科以后，儒家为主体的人文学者普遍持有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宇宙观；宣夜说和浑天说由于验证复杂且不易理解只存在于少数自然科学家头脑中。科学的宇宙观和迷信宇宙观同时存在于两类知识分子头脑中，各自不容辩驳。

    4、中国古代学术界长期缺乏争鸣现象。广泛热烈的争论是产生创造性革命性成果的基础。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运动的，处在虚空中的。汉代张衡在《灵宪》：“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黄帝内经。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但是这些正确知识只在道家和医家学者之中传播，因为缺少对天圆地方、地球静止不动等错误观念的批判和争鸣，普通人很少了解这些。

    5、儒家“述而不作”口号对创新工作的严重束缚。由于孔子和儒家主张“述而不作”，中国历代典籍虽然浩繁，但却是多为梳理经典的训诂解释性著作，缺少原创性作品。我在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广场时说“儒学复兴有利于稳定，不利于创新和发展”，原因正在于此。

    6、宋朝终结，中国首先丧失了民族科学体系的传承。元、清两代异族统治导致民族自然科学彻底失传，而自然科学是创新的基石和先锋。宋朝终结，中国首先丧失了民族科学体系的传承，例如，宋初还清清楚楚的《河图洛书》含义在宋朝灭亡后就成为了千古河洛之谜。

    7、明朝的灭亡则使中华民族不仅丧失了科学而且丧失了先进技术以至依赖先进技术而存在的先进观念。例如，汉代头脑简单的王充虽然无法理解地球是圆的，但他至少知道这种认识古已有之，《晋书·天文志》记载王充“据盖天之说”对浑天说的反驳：“旧说天转自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圆，在天何故圆？”但到了清代，康熙盛世时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听到“地球是圆的”的反应时竟然是“喷饭满案”（杨光先《不得已》一书记载）。钦天监监正就是国家天文台台长，如果他都没有对天地宇宙自然的正确认识，可见清代官员士大夫得愚昧到什么程度！

    8、洋务以后中国基本不再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人从此开始“听话”。洋务以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科学、到学习西方的文化、到学习西方的政治、甚至到学习西方的宗教。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不仅逐步丧失了中华民族科学体系、先进技术、先进文化，甚至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观，开始认同各种西方强加于中国的各种民族虚无主义观念，如今天语言文字学界依然影响不小的汉字落后论等。

    9、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玄论战使中国人腰斩了自己的文明史，否定了自己的科学。中华文明不是只有五千年，而是上、下五千年！上五千年是指伏羲到黄帝时期，下五千年则是黄帝时期到今天。这种观念在洋务以前的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且理由确实充足。然而，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人不仅不再信任自己悠久的历史，甚至还公开声称中华文明当中缺乏自然科学——这不仅是胡适、陈独秀的观点，竟然也是当时在科玄论战之中“捍卫”中华文化的张君礪等人的观点。可见当时的民族虚无主义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正是在民族科学虚无主义泛滥的背景下，中华民族传统科学和技术体系被全面排除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

    10、文革之后的中国人不仅丧失了信仰，也丧失了为中华科学、文化以至学术、教育争鸣的热情。

    11、改革之后不仅没有了信仰，甚至还丧失了最后的立身之本——道德！而一个连道德都不要的民族，你还指望他会为了什么抽象的历史、科学等等争论吗？！

       四、钱学森之问的当代现实原因：单一学习型人才标准不可能培养出创造性人才

        1、中国当代教育的女性化趋势                                       

        作为人，女性和男性毫无疑问是平等的，所以我当然赞同男女生接受平等教育的制度。但是，文科是女生长项，理工是男生长项，男女生智力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别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认同男女生智力结构存在差别容易，承认我们的教育倾向于选拔女生人才或女性化人才对于某些教育工作者尤其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却是非常困难的。可是，1977年恢复高考至2010年男女入学比例的变化显示，我们的教育很可能存在这种倾向于选拔女性化人才的特征，而且如果不对教育尤其是考试进行革命性的改变，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最终导致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民族精英很可能主要由女性组成。我并不同意以行政手段干预男女生入学比例——那是低能的和不能获得好结果的，改变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考试内容和方式应该是主要出路。

        2、中国教育女性化趋势的加强

        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的男女入学比例为不足3:1，即女生不到25%，以后基本为女生逐年增加趋势,30年后的2007年男女入学比例为超过1:1，即女生达到52.9%，2010年更是在校女生比例全面超过男生。女生素来占优势文科院校开始出现男生绝迹的纯女生班，综合院校女生人数超过一半，向来男生占优势的理工院校女生比例也达到30-40%以上。按照这一速度和趋势，到2037年中国高校男女入学比例有可能达到1:3，即可能女生入学率达到75-80%以上。这种趋势与中国男女出生比例显现的趋势是相反的，它说明我们的教育可能存在严重问题。

        从上述比例可以看出，男女智力类型有明显差异，女生更感性，因此擅长文科；男生更理性并擅长动手，因此擅长理科和工科。我们的教育是否更倾向于选拔女性或者干脆说我们的教育是否有女性化趋势？！这恐怕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

         3、教育改革存在着方向性错误

        考试选拔不出天才，就是说无论多么先进的考试制度都选拔不出爱因斯坦、比尔盖兹，更不可能选拔出毛泽东那样的天才。这些天才是今天各国的考试不可能选拔出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考试至少应该满足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力争选拔出记忆型、逻辑型和创造型三种人才。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的考试暂时无法选拔出创造型人才，至少也要选拔出逻辑思维型和记忆型两种人才。可是今天，我们的教育似乎只倾向于选拔学习记忆型一种人才，这是否意味着教育改革存在着方向性错误？

         4、现行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30年后，有人乐观估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可是从教育选拔角度推测，我们面临着全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多由女生组成的局面——这很可能导致我们的中华复兴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首先，这种趋势会对社会结构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社会稳定。出生率与大学入学率呈现反向趋势，这显然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也对男女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其二，这严重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前面已经对历年数据做过分析并得出结论，女生更感性而弱于逻辑。中国精英如果主要由女生组成，她们是否能够应对来自其他民族的挑战？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教育和考试选拔制度存在严重的失误，立即着手对考试制度的全面改革。

                五、教育不应只倾向选拔学习记忆型一种人才，至少应该选拔记忆、逻辑和创新三种人才

         教育至少应该选拔三类人才：一是记忆学习型人才；二是逻辑思维型人才；三是创新型人才；如有可能，还应争取选拔出综合型全能人才。如今我们的考试制度只倾向于培养选拔记忆型一种人才，这样的制度显然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不利于中华民族应对其他民族的国际竞争挑战，必须改变。如果三年内大学女生入学比例增长的趋势不变，那么国家就有必要考虑着手改变教育部人员组成，使我国能够制定出新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形式，使中国考试可以选拔出各种人才而不是只选拔记忆型这一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