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前后，在杭州余杭中泰地区发生大规模聚集堵路打砸事件，一度引起人们强烈关注。随着53名涉案人员被刑拘，7人因散布谣言被行政拘留，这起事件才开始渐然淡出公众视线。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难以用“突发”两个字去形容，从某种意义讲，就是步步沦陷。而这起群体性事件支付的代价，包括政府公信、公共治理以及民意成本，也都是难以承受之重。这一切，都需要去客观正视和理性反思。

　　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余杭中泰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项目就已经公开。随后，在4月24日，当地居民就因担心项目会产生污染，向杭州市规划局提交过一份2万多人表示反对的联合签名;以聚集的方式进行抵制的活动，更是从5月7日就已开始。起初，现场一直比较平和，村民们也只是堵在高速桥下不让机器进入，直到5月10日下午1点40分，高速也未被封者，现场依然未影响通行……

　　只不过，聚集的时间越来越久，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各种情绪也在不停发酵。最终，即便是在特警和防暴警察长久目光的注视下，一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发生了。至此，原来的表达诉求转变成为聚众破坏交通秩序、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等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造成公共秩序遭受严重破坏，公共资源产生巨大浪费。特别是，“在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和蛊惑下”，那么多“不明真相”的人掉进了犯罪的泥潭。他们的人生沦陷，对个体来说，恐怕才称得上是“突发事件”。

　　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去反思，在4月垃圾焚烧厂立项后，面对民意主动呈现的恐慌，政府部门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始终无法以有效举措来消除掉民众的焦虑情绪?为什么在明知民众对项目有着强烈抵制情绪的情况下，还要选择“秘密开工”这样见不得人的伪饰行为?如果这个项目足够的正确与科学，为什么没有用让公众都看见的科学程序，用民众的都信服的民主程序，来和民意进行良性互动呢?最糟糕的是，从5月7日就开始逐渐聚集的行为，为什么政府在长达几天的时间里，都没能以有效的危机公关来完成疏解工作，反而让聚集的民众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难以控制，也给“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和蛊惑”的空间呢?

　　这一切的疑问，也就是说明，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出现严重的打折;政府在民主决策方面，存在太多的不科学不理性;政府在危机公关能力上，也还是很欠缺;司法力量在阻止犯罪的能力上，也还有提升空间。杭州聚集事件就是对政府的行政能力进行了一次综合测试，最后给了一份民众都看得及的答案，那就是“不及格”。

　　对于杭州政府来说，就算有一万个理由能够说明建圾焚烧发电厂是安全的，是环保的，但是，没能用这些理由去说明民众，没能用摆脱“秘密开工”这种程序弊病，没能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没能让民众免于支付如此巨大的代价，也都只能说明政府在执政能力与行政水平上存在太多问题。对于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不可能总是去指摘民众的“不明真相”，而应该反思为什么真相没有被民众看见;我们也不能简单斥责民众不相信政府，因为政府公信力是靠长期依法行政和民主程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的。

　　更何况，类似事件，也并不是没有前车之鉴。这些年，在厦门、漳州、昆明、成都等地发生由PX项目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提供了一次又一次带血的警示。不论是PX，还是垃圾焚烧厂，所到之处，民众惊魂。民众视之如魔鬼，官方对民众如防贼。本来，不论是PX，还是垃圾焚烧厂，就算离居民区很近，只要科学建造，其污染性、危险性和破坏性也都是可控的，这类项目在国外也多与居民区“亲密接触”。然而，很多国家的人们对此类项目都并不恐惧，原因也就在于他们看到项目建造符合程序正义，相信政府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看不到，也就不相信。对杭州聚焦事件进行反思，我们也必须指向政府行政的不透明，不公开，指向政府公信力长期透支的残酷现实。当政府无法以良好的公共治理程序展示应有的公信力，又没有通过足够的信息公开与民众形成良性互动，那么，民众就不可能相信权力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也会怀疑资本是有可能捆绑公共安全的。在没能解决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政府又以“管人思维”来处理问题，结果也就只会触动民众更大的反抗，最终形成政府与民众“共输”局面。

　　从这个意义讲，法律惩罚杭州聚集事件的涉案人员不是结束，提高政府行政思维的境界，提升政府行政能力，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