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与最低工资相关的报道，文中引用了上海市人社局一位官员的话：“（最低工资）不能说这几年涨得快就一直涨下去。这几年上海虽然最低工资的绝对额最高，但增幅不是最高的。最低工资调整是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物价水平、企业成本、就业状况等因素的。”

　　分析以上的说法，最后一句，关于最低工资调整要考虑的因素，从原则上来讲，应该是没有错的。中间的一句，关于最低工资的绝对值和增幅的问题，暗含着与其他省份比较的意思，可能政府在调整最低工资时会考虑这两个指标，但从理论上来说，意义不大。最值得讨论的是第一句话，也就是如何把握最低工资的涨与不涨，还有文中的两个关键词——“涨得快”和“一直涨（下去）”。

　　虽然在国内，对最低工资的作用有各种说法。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当前，最低工资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对付“有工作的贫困（Working Poverty）”。这就是说，有一部分劳动者，虽然有工作，有工薪收入，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仍然有可能处于贫困状态。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这样的事情在发达国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实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其基本点就是充分就业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而且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在60年代，OECD国家的失业率只有1.7%。一旦劳动者有了工作岗位，他们除了获得工薪收入，同时也获得了以雇主和雇员的名义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于是也就有了与职业相关的所有的社会福利待遇。80年代改革开放，初出国门的官员和学者看到的就是：在发达国家，有了工作就等于一切都有了保障。

　　但到了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冲击，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格局的变化，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到2000年，联合国评估“千年议程”时，有专家就指出：在当今世界，“充分就业”已经成为“乌托邦”。然后，2007年开始的世界金融风暴，更使公司白领的失业成为常态。就业市场的秩序开始混乱，最终的结果就是一部分劳动者，即使有了工作，工薪所得也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在国际上，近年来最低工资得到强调，成为应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政策措施之一。

　　在中国，最低工资也被看作政府调控工薪收入常用的手段之一。10年前，相关法规刚刚实施时，因为中国很多企业的工人工资太低，所以最低工资应该是起了作用的。但到2007年以后，新一代农民工发明了“用脚投票”，打破了“企业说了算”的劳动就业买方市场的大格局，在中国人力资源处于巅峰时期居然也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用工荒”。于是，企业被迫以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工人。在很多地方，譬如上海，实际上以最低标准的工资水平眼下已经难以招工。报道中的一些表述也说明了这一点：企业的态度——“最好不要涨，涨也无所谓，因为即使标准不涨，工资也要涨”。实际调研也表明：“普通农民工工资也要每月2500元，已经跑过最低工资标准”。

　　在实践中，最低工资的作用日益式微。但作为一条法定的“保底线”，依然应该存在，客观上其标准也应该会“一直涨下去”。至于涨得快还是不快，有两个最主要的相关因素：一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包括服务）的价格涨势如何，二是整个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涨势如何。尤其是第一点，因为是保底，所以物价上涨，最低工资也必须上涨。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如果近年来快速增长的物价不能被有效调控的话，最低工资的发展趋势应该还会“一直涨”，而且同样“涨得快”。当然，如有长官意志干预，则另当别论。

　　《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还提到一个影响因素，那就是工资增长对企业的压力。但是另一个调节企业成本的阀口却没有提及，那就是政府减免税。对政府而言，企业的存在首要任务就是纳税，这似乎天经地义——在中国尤其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之后，这种观念似乎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可以有一部分企业是以就业，说的粗俗点，就是以养人为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常说的“社会企业”。在中国，是否在观念上也应该有所改变呢？尤其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看起来，政府有两个选择：要么控制物价，要么减免税收。如果二者一起上，整合得好，也许会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