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公务员职务消费、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产业，这两项的经济效益之和估算将逾一万亿元人民币。若转移用于民生领域，可实现不断改善民生的目标。
财税改革是今年改革的重要内容。财税改革要“以民生为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将国家财政的钱，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围绕民生来安排财政支出。要将中国的财政，从中央到地方，都打造成为实实在在的民生财政。民生财政的注资，犹如发动机的引擎，带动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倾注于民生各个领域，从而实现不断改善民生的目标。
财政对民生投入太少
中国财政支出的现状，是对民生投入太少。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在1982年——2006年这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财政支出总额的结构如“表
表一：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
这里暴露出两个问题。首先、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经济建设费，其次是行政管理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其次、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只增长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了76倍，远远超过了民生经费。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列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表2）
表二：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中国名为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叫做人民政府，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可谓仆费畸高、本末倒置！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虽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有所增多，但总的结构仍不合理。它所体现的特征，可以称之为行政耗费型财政，或曰“官耗财政”，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项目。
此外，“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显示，在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大部分是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历年累计达到89835.01亿元人民币，占预算支出总额31％。比同期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总和70901.64亿元高出27％，从这一特征看，中国的财政也可以叫做“建设型财政”,而非民生财政。
此弊如何解决，这里试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取消公务员职务消费，二是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产业。这两项建议的经济效益之和估算将逾一万亿元人民币。
取消公务员职务消费
要建立民生财政，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钱从何来呢？在现有的财政总盘子中，显然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首先从削减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费中挖掘财源。其中来源之一就是取消公务员的职务消费，预计可以省出5000亿元人民币。
目前中国行政费中明显不合理的开支是“三公”——每年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人民币、公款招待吃喝玩乐2000多亿元人民币、公费出国3000多亿元人民币。“三公”消耗共计9000多亿元人民币。尽管每年“两会”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慷慨陈词，新闻媒体口诛笔伐，公款消费的这“三座大山”却是年复一年“与时俱进”。
如果能站在关注民生的角度看问题，公车改革的思路并不难理顺，关键就是两条：第一，为了民生，必须从根本上禁止官员化公为私、公车私用。第二，领导干部专车制度，是导致公车私用的捷径，务必取消。
循此思路，公车改革如何改？要点有五：第一、除军队系统以外，同一地区的所有公务车改编为三类出租汽车公司，均按企业化运营，价格与当地其他出租汽车公司相同。其中，A类公司为机关内部服务，同时保留部分特殊管理办法；B类公司面向社会服务；C类公司兼顾机关内外服务，根据机关内公务用车的需求情况灵活调度。
第二、公务员因公用车，既可以乘机关出租汽车，也可以乘社会出租汽车。
第三、A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优先安排因公用车，并保留必要数量的备用车以应公务急需。任何人以任何原因用车均须按规定付费。
第四、公务员因公乘车付费后，由本机关按财务制度审核报销；因私乘车的费用一律自理。
第五、取消各级领导干部专车制度，领导干部公出，由公司调度安排备用车；公出结束，备用车仍归公司调度管理。
这个车改方案将机关公车改为企业化运营，公务用车绝大部分社会化，既能保证公务员工作用车的需要，又能杜绝公务员私占公车，同时可以大大降低机关公务车保有量，从而节省出大量资金用于民生。
至于公款吃喝的问题，我以为只需建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就能管住。现在推行电子政务，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建议设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凡是用公款消费（包括吃喝等项）的帐单，逐日全部在各级政府的网站上向全社会详细公布，比如说，招待者和被招待者的姓名、单位、职务，所点主食、副食、饮料、烟酒的数量与价格以及就餐地点等等。这些信息可以成为感兴趣的网民、选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质询、举报的线索，负责报账的财务部门及其主管领导要定期接待有关人士的查询或举报。这项措施不是很麻烦，代价不大，却有利于培养广大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改善政府形象，刹住公款吃喝风。
总之，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取消公务员职务消费，从公车消费中至少省出3000亿元人民币，从公款吃喝中至少省出2000亿元人民币，仅此两项就能抠出5000亿元人民币白花花的银子。以2005年为例，当年国家行政管理费1037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26%，如果能省下这5000亿元，就将近节省一半。这可不简单。
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产业
当今世界各国，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都是对国民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所谓第二次分配，就是在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进行第一次分配之后，政府通过征税，形成自己的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把钱主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改善医疗卫生、维护社会安全、扶贫救灾，使公民无论贫富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卫生条件、教育条件等等，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这正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的任务不是生产，生产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事。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应由企业自身积累或通过资本市场去融资，不能找国家要钱。国家财政不能以生产性支出为主，只能围绕人民生活、社会保障来安排支出。这就是民生财政的意义所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财政偏离了世界潮流，财政部被当成了“建设部”。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82年到2005年，20多年里，每年财政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都是经济建设费（主要用于国有经济主管部门事业费、增拨国有企业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以及基建投资），这一项费用比救灾费、抚恤费、离退休费、社会救济福利费、文教、科研、卫生等经费的总和还要高出32％！财政部门对于在竞争性产业中的国有企业的大量投资，严重挤占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发展资金。
竞争性产业固有的经营风险甚大，政府不宜将全国纳税人血汗钱形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竞争性产业中去冒险。这风险究竟有多大？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1990-2005年长达16年的时间里，全部国有工业的亏损率每年都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亏损企业累计亏损逾一万亿元人民币，比非国有企业的累计亏损总额高出3500多亿元人民币，而其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却低了4900亿元人民币。这一盈一亏综合计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了8400多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16年中还吃进了国家拨给的“经济建设费”累计总额7万多亿元人民币。
统计也表明，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在1990─2005年这16年中，在没有吃国家一分钱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创造利润3万多亿元人民币、实现工业总产值100多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68.8％，天下三分已超其二。中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的乐观态度，正是建立在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快、效益高，已经占据主体地位的基础上。
巨资注国企 拖民生后腿
肯定非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每年向国有企业的巨额注资，成了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拖住了改善民生的后腿。
正因为如此，中共十五大以及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都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竞争性产业中，要实行“国退民进”的战略。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产业；同时鼓励民办企业向竞争性领域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或私有企业。
从1998年起，中国就向全世界宣布要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公共财政”不如“民生财政”的概念更清晰。有的地方把政府盖豪华办公大楼作为“政权建设”，也归为“公共财政”的成就之列，实际上与改善民生南辕北辙。
近几年适逢计划经济思想回潮，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流行起来，说什么“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要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财政的钱要向国有企业倾斜”。于是乎本可用于人民生活的民生资金继续受到挤压，“经济建设费”继续从老百姓的牙缝里流向国有企业，且流量越来越大。2006年再创新高，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这么多宝贵的全民资金没有投向民生，而是流进了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无底洞。
还能这样年复一年地往无底洞里扔钱吗？要真正“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须当机立断，根治众所周知的积弊——“建设型财政”，认真打造众望所归的“民生财政”。我建议逐步将“经济建设费”削减，将其转为“民生资金”。在这项改革起步时可以稍稍宽松一些，以2005年经济建设费9317亿元为基数，先削减60%，就能省出5590亿元来，国企消耗的经济建设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就能由24%降到10% 了。
按照以上留有余地的改革措施计算，完全能够每年从国家财政支出总额中抠出万亿元人民币，转移用于民生领域，包括增拨公共卫生经费，追加教育经费、社会保障经费和环境保护经费。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支出总额中，用于民生的部分就能从23%上升到48%，成为比重最大的部分，中国财政就能逐步走上民生财政的康庄大道。由此，广大国民才能较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