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人文历史
越楚
大江大河，滔滔不尽；人类文明，生生不息。江汉汇同、“天下之中”的地势形胜，带来的是历代兵家的争相控扼以及经济、人文之独特亲和。因而，武汉的人文历史演绎也诚如《诗经》、《尚书》所寄寓——
大江大河的翕张之势，成就武汉亘古的开放之利；
琴台知音的人文底蕴，造就武汉纯正的亲和之缘；
白云黄鹤的诗情画意，塑就武汉独特的个性魅力。
武汉文化的主源，并非人们常说的简单意义上的楚文化，而应该是“三源合一”。其渊源可上溯至史前三苗土著原始耕织文明、先楚中原文化及楚文化。这三者之间的撞击、冲突、交融所产生的文化潜移和文化整合，才汇成了武汉文化的真正主源。武汉的人文历史演绎轨迹，则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
早在8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武汉地区先民就在这片水网之地，缘水而行，傍水而居，用石器拓荒创世，使武汉人文步入滥觞期；
大约在距今4100—3100年前，先楚中原文化开始与土著文化整合，武汉人文步入以土著文化为基础、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千年茁长期；
距今3100—2220年间，周之崛起和楚之强盛，使武汉人文进入交融期，最终以楚文化为主导，形成地域文化的主源；
公元前210年—公元185年，武汉经历秦汉400年之沉寂徘徊，谓之滞缓期；东汉末至南北朝的400余年间，战乱所形成的城港一体化军事要塞所孕生的城港文明，奠定了武汉三镇的城廓，武汉人文历史进入重要转折期；
唐宋至明清，是武汉人文的勃兴期，最终形成上承土著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滋养，下融百家之长的独特地域文化——汉派文化，其独特个性可归纳为：“江汉汇通、楚风汉韵、兼容并包。”“江汉汇通”，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更是人文意义上之汇聚通达、汇通衔远；“楚风汉韵”，既展示先楚凤翥文明之影响与积淀，也揭示出汉唐遗风乃至辛亥精神之雄强奋发、敢为人先之遗承和光大；“兼容并包”，道出地理生态与人文传承共同孕育之文化个性：开襟博纳、开放畅达、开明睿智。
古老城邑
商代之前武汉地区的人文历史尚带着若干模糊的面纱，无论是舜亲率大军至江汉平原南征三苗部族，还是大禹治水导汉水入江，多为传说而已。但到了商代，面纱开始撩开，人文历史走向明朗，成为一页有先秦古籍文字记载和出土实物佐证的历史。
武汉地区出土的大量商代文化遗存证实，早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商王朝为开拓南疆、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在距汉口北郊5公里处的今黄陂叶店建起了一座盘龙古城。
正是这座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殷墟古城，叩开了武汉的文明之门，成为武汉城市文明之嚆矢。而此时的美洲、非洲大陆，正处在一片蒙昧、蛮荒之中。这正是人类社会进程中，人们傍水而居、缘水而兴的必然选择，古代两河流域、古希腊、古印度都无一例外。
盘龙城遗址座落于盘龙湖畔，城址南部300米处有府河涓涓流淌，府河下游与滠水相汇，急转向南，注入浩瀚的长江，因而水运十分便利。在当时船只不大的情况下，盘龙湖无疑是一个泊舟良港。
曾有学者提出当时的汉水入江处也在此城附近，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江、汉、府、滠四条江河恰似四条“白龙”盘旋于兹，名曰“盘龙”城到也十分形象贴切。
盘龙城不仅是长江流域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城邑，也是惟一能在地面上看到的商代早期城址，与黄河之滨的郑州商城遥相对应，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国古城之标本”。盘龙城是黄河文明到达长江流域之滥觞，它具备人类文明的“三大标志”：即金属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文字的创造、城市的出现。因而它应该是武汉城市之根，有城有邑、有市有肆，无疑是原始的城市雏形。
盘龙城当时已是一个手工业中心。在那些初具规模的铸造作坊里，先民们创造了辉煌的盘龙城青铜文化，代表着商代南方文明的最高水平。“武汉制造”之源亦可上溯至此。
而制陶业、制玉业及土木建筑业等手工业，也颇具规模。盘龙城木雕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木雕作品，表明了武汉先民创造木雕艺术的悠久历史。盘龙城的城池、宫殿建筑艺术，也代表着我国南方商代最高建筑水平，为研究中国早期宫殿营造艺术提供了活标本。
这座具有早期城市特征的城池，在当时属一个地域性的政治与军事中心，也是南方与北方的一个经济文化交汇中心。盘龙城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之后武汉的地位，应该是整个华中腹地政治、经济、军事之重镇。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互相融汇吸纳，使这一带远在3500年以前，就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文明。
盘龙城为武汉城市的兴起，形成了最原始的源头。它所显示的交汇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兼容力，在武汉自古迄今的人文演进中也是相继相承的。自盘龙开城后，武汉地区先民一直在此繁衍生息，且日益显示出其在军事形胜和战略资源上的重要地位。
周王朝时期的江汉地区不仅盛产稻米，而且对丰富的铜矿进行开采和冶炼。作为当时最重要战略资源的铜，使周王朝垂涎不已。如武汉附近的大冶铜禄山铜矿，规模恢宏，甚称举国之最。故周王曾兴师南下，运走了大量的铜。这从出土的传世青铜器铭文上可以看到确切的记载。
周昭王曾两度（一说三次）南征，兴师动戈，并最终淹死于汉水。《竹书纪年》中有载：“周昭王征荆蛮，施涉汉，王及祭公殒于汉。”这可能也是后来世人开始“惧楚恐楚”，并肆意贬损楚地灵物九凤（九头鸟）的一个发端。
商周之后，南方出现泱泱楚国。当时楚人“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创业于山川荆林之中。春秋时期，楚国发祥崛起，一度问鼎（夏禹铸九鼎，代表华夏九州）周郊，霸主中原，几乎囊括了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区域。包括武汉地区在内的江汉平原东部，也归楚国所有。武汉地区便日益成为楚文化东扩南拓的孔道，其地域文化呈现四方文化交互融汇的特色。这一特色自夏商西周乃至战国一直比较浓厚。故所谓“九省通衢”之称，不仅适用于近代，在古时也是适用的。
这一时期的武汉地区，“崇巫尚卜，古乐兴盛”。这既有“屈子泽畔行吟”、“琴台遇知音”的动人传说作铺垫，更可从出土乐器中得到印证。据《史记·屈原列传》描述：“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面色憔悴，形容枯槁……”
尽管屈原是否到达武昌东湖，仍然是个谜团。但至少反映出武汉先民对屈原及楚辞的崇尚。特别是屈原以《九歌》为代表的一批抒情诗，是吸取包括武汉在内的江汉地区民间故事，利用民间祭歌、巫歌形式写成的。屈原被放逐时，“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故而“更定其词”，在民歌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武汉地区崇巫尚卜敬神的风俗。
也许正是屈原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发对神鬼的礼赞，才激起了武汉先民的敬仰之情，并留下了一个“泽畔行吟”的故事。千百年来，屈原的作品和精神，对武汉民间的深刻影响，可谓历久弥深。
诗与乐是一对孪生兄弟。先秦时代的武汉地区，既沐浴着楚辞的光焰，又跳跃着楚歌的音符。春秋时期，钟期、伯牙在汉阳月湖之畔琴瑟相和，“高山流水觅知音”，凝结着人类最古老、最圣洁的情感亲和。
军事要塞
秦王“扫灭六国”，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大一统时期。持续400余年的秦、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
但位居长江中游的武汉，此一时期的史载几处空白，其人文演绎亦相对沉寂徘徊。其原因大概是：楚国灭亡后，楚地“地广人稀”；楚汉大战中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败亡，楚地又一次“元气大伤”。
直到东汉末年，旷日持久的大一统局面开始土崩瓦解，使得位居“国之中”的武汉，军事上的战略地位迅速凸显，沉寂已久的武汉地区旋即烽烟四起，群雄竞逐。清人顾祖禹曾言：“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从中可窥武汉在中原政权和长江上游政权控驭东南地区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自东汉末、三国时期直至六朝更迭年代，各路诸侯竞相争夺，在龟、蛇二处夹江峭峙两岸，筑起屯、垒、城、堡。两江交汇处的高阜上，更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塞。
这一时期的古城，武汉境内多达10座。最早的一座军事城堡是位于汉阳龟山西北坡的郤月城，东汉末一度成为江夏太守黄祖的军事据点和江夏郡治。此城紧扼汉水入江要道，具备城港一体化的原始形态。
从建安四年（199）至建安十三年的10年间，孙策、孙权兄弟与黄祖先后在此大战四回合，最终攻下此城。公元220年，孙权一度迁都于鄂城，更名武昌，寓“武治则昌”之意。公元223年，孙权在今武昌蛇山筑夏口城，城西临江黄鹄矶上的那座军事瞭望台，即黄鹤楼之雏形，并最终演化为中国名楼之冠。这是孙仲谋建此楼时绝对不可能想到的。
夏口城“周二三里”，面临长江，与汉水口遥遥相望。同时，开辟水师基地，与曹魏占据的汉阳对峙。故而司马懿曾有“夏口、东关、贼之心喉”一说。
此外，两晋、南北朝时期，武汉境内还建有沌阳城、鲁山城、“曹公城”、“肖公城”等一大批军事城堡及屯、垒。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杜牧《赤壁》）这里曾上演过多少为后人广为传诵的英雄故事。三国名将吕布屯兵的小沛，就在今天武汉的江夏区。在武昌卓刀泉，相传当年关羽用青龙偃月刀斫向山石，清泉汩汩流出……
频繁的战乱，也使武汉长江及其支流上出现诸多军事港湾，沙羡屯、黄军浦、南浦、鹦鹉洲等均系重要军港。夏口古城港更是规模宏大，可“屯精兵数万”。至南北朝时期则成为商舟聚泊的一大港埠。此时的武汉地区，可以说是城堡、港埠林立，其人文之演进也无不打下城堡、港埠之烙印。但这种由军事要塞孕生的城港文明，最终奠定了今日武汉三镇城廓之初基。
从三国经两晋南北朝，武汉地区港埠和造船业渐成规模，带动了商船贸易的活跃，也激活了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
商市应运而生，而且已颇具规模。《三国志·陆逊传》有载：嘉禾五年（236）东吴都督陆逊派周峻等偷袭魏江夏太守文聘治所石阳（今黄陂区境内），仓促之间，城外交易商民纷纷丢掉货物，蜂拥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斩首获生，凡千余人”。战乱时期，商市尚如此兴旺，其商业之繁盛可见一斑。
步入两晋南北朝时期，武汉成为“亦商舟之所会”。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当时的夏口虽不及荆（江陵）、扬（南京）两州州治繁华，但因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而渐成四方转运枢纽。
夏口成为宋、齐、梁、陈四朝郢州治所后，商贸更趋活跃，不少官吏也加入商贾之流。齐初曾任江夏内史的褚炫“罢江夏还，得钱十七万”。梁初任郢州剌史的曹景宗，为“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这条长街在今汉阳门一带，成为当时商船贸易的中心地带，后演变为唐、宋时繁盛的“南市”。造船业、冶铁业、纺织业也随之勃兴。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使武昌一带很快成为人口高度集中的一方都会。到南齐中兴年间（501—502），仅武昌一带，人口已接近10万。
佛道二教已开始在武汉民间盛行。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262）校尉彭卢墓所出土镂雕铜佛之鎏金带饰，证明至迟在公元262年，佛教已传播至武汉地区，而且信徒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武昌东郊发现的南齐永明三年刘觊墓中的地券道教刻符，也印证至迟在公元5世纪，即1500年前，道符已在武汉地区流行并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东南巨镇
隋再度完成南北一统后，于开皇九年（589）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县治在今武昌区），同时改郢州为鄂州，治所也设于江夏。江夏之名一直沿用至清代。大业六年（606）改汉津县为汉阳县（县治在今汉阳区），汉阳之名沿用至今。
唐朝初年，改江夏郡为鄂州，州治仍为江夏。在江北则设沔州，州治汉阳，治所迁至龟山南麓。自此，武昌、汉阳“双城”隔江而峙，一出“双城记”整整上演了900年，直到汉水改道后汉口从汉阳析出，才由“双城记”演变成“三城会”。
唐中期，江夏为鄂州治所。作为当时的水陆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资集散处，这里不仅商贾辐辏，百货汇集，就连从东南调运北方的盐铁租赋，也均从武汉溯汉水转运北上。李白曾有诗曰：“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赠江夏韦太守》）当时武汉江面船流如织，号称“东南巨镇”。
隔江相对的汉阳，商业十分繁荣，甚至出现了夜市。唐代王贞白在《晚泊汉阳渡》中写道：“残灯明市井，晓色辨楼台。”
唐朝修筑的汉阳城，城墙周长1072丈，建有八门，蔚为壮观。唐朝诗人罗隐的《忆夏口》，曾形象地描绘出汉阳古城之风貌：“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楚有时还重游。”
两宋时期，长江主泓左移，鹦鹉洲及夏洲、武洲相继在蛇山南北两侧并岸，使武汉政区扩大，人口骤增，成为“市邑雄富、列肆繁错”（陆游《入蜀记》）的一大都会。北宋“置三榷署于建安、汉阳、蕲口”，武昌、汉阳地方政府机构凭借经济实力而升格。南宋时期，鄂州（武昌）与临安（杭州）、建康（南京）并称为中国“三大都会”。
此时的武汉地区商市兴繁，长江、汉水江面“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重。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岸上则是“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覆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盖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进入夜间，这里还是“灯火歌呼，夜分乃已”（陆游《入蜀记》）的不夜之城。朝廷还在武汉地区设置茶叶专卖机构，“鄂州茶”遐迩闻名。同时，这里的造船、冶炼、制瓷三业亦处于当时国内领先地位。
直至元末，武汉仍是“参差连舫出”的重要港市，商贾往来，舟船聚泊，因而有“贾客帆樯出汉阳”之说。由元至清，武汉一直是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和商贸都会。今武昌，元明两代为湖广行省治所，清代是湖北治所和湖广总督驻地。
唐宋时期的武汉，还是一座被诗意笼罩着的城市。城港文明所带来的商贸繁荣，以及山水灵秀之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蜚声中国文坛的巨匠大儒光临此地，寻诗索句，为武汉留下了难以胜数的诗章辞赋。
从唐朝开始，黄鹤楼便成为武汉的文化标志之一。而在众多有关黄鹤楼的故事中，神秘道士用桔皮画鹤换酒，可能是其由艺术物化为商品的最早传说。历代文人墨客，更是在这座象征文明的黄鹤楼前留下了灿若星河的绚丽诗篇。
崔颢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成为千古绝唱，为之倾倒的诗仙李白，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遂使1300多年前的武汉就有了“江城”的美誉，并选定梅花为武汉的“市花”。宋之问、顾况、王维、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贾岛、孟郊、李群玉、杜牧、苏轼、黄庭坚、岳飞、陆游、范成大等唐宋名士，相继在武汉黄鹤楼、南楼等处，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诗仙”李白更是在武汉一地来来往往，前后历经30余年。他自称“少长江汉”、“我本楚狂人”，一生中写下的有关江夏、汉阳之诗，多达50余首。
可以说，历史上隔江对峙近千年的武汉“双城”，诞生于战火硝烟之中，兴盛于商贸水运之间，而添风雅于唐宋名家之笔墨。
天下名镇
汉口在历史上曾被描述为“泽口舟为市，人家起竹楼”、“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荣口岸。事实上，它在武汉三镇中诞生最晚，迄今也不过530年历史，远不及武昌、汉阳历史悠久。
明朝成化年间，从汉阳龟山由南入江的汉水主流淤塞，山北的支流成为汉水入江主流，汉口从汉阳析出，遂形成两江交汇、龟蛇对峙、三镇鼎立的地理格局。淤塞起来的汉口得地理之厚，迅速发展崛起。一时泊岸码头应运而起，形成“二十里长街八码头”，“商贾云集、帆樯林立、不分昼夜”，成为湖广漕粮储存与转运之中心。邻近诸省之特产大多聚散于此，米、盐、茶、竹木、棉花是贸易大宗，明政府旋即在汉口置行政机构巡检司。
明代中叶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给古老的武汉商埠带来新的活力。附近黄陂、孝感农民大量迁入汉口，利用四方商会带来的信息灵、市场近、商品成本低、资金周转快的优势，使商品交易发达起来。《汉阳府志》称“汉镇士民，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生于天然商埠，耳濡目染也学会了生意经，因而当年的汉口人大都惟商是视，以至“街名一半店名呼”。市郊农民纷纷卷入商海，“相聚成集，抱布而贸者不绝于道”；“转贩汉口镇，小民夜成匹，朝咸来贸焉”。
至明末清初，汉口已是“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之“楚中第一繁盛处”，已非旧日虽市井可观，而外人居多之景象，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商埠了。
当时，武汉地区商业流通之地理优势已转化成商品生产之地理优势。得两江交汇之利的汉口，更是当时中国腹地最大的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地和商品生产基地，所谓“货旺连三江，物丰贯四海”。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史载“十府一州所需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展现出汉口作为商贸集散之地，其商业地位更在其他三镇之上。
《汉口竹枝词》称当年的汉口镇是“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天然的大商埠，独特的“码头位置”，曾引来四面八方的异乡商贾前来“淘金”。至鸦片战争前，外地商人在汉口组建的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公所达36个，形成了宁波帮、徽州帮、湖南帮、四川帮、广东帮等商帮。至今在汉口仍保留着新安街、徽州巷、宁波里、绍兴里等街巷。
东南西北的商贾云集汉口，活跃的商航贸易，频繁的人流物流，带来各地不同风格文化习俗的渗透、融汇、潜移，市邑与乡间、现实与传统、地域与外界的撞击和交融，最终孕生出一种具有新特质的“汉”文化，其一大特色即“兼容”：吸纳百家，博采众长。在当年的汉口，作为文化之源的楚戏、汉剧能常年不停锣，而京剧、越剧、豫剧、昆腔曲、秦腔、徽剧等同样拥有众多的“票友”，其文化之兼容性由此可豹见一斑。
兼容、吸纳，也体现在当年汉口镇的语言、饮食、服饰及民风民俗等方面。《汉口竹枝词》有载：清代汉口镇酒楼汇集全国各地之风味菜肴，“馆有苏馆、西馆、金谷、会芳、五明、聚仙”。南北大菜、扬州汤包、宁波汤元、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与地道的汉味小吃和谐共处。
开放的自然环境，悠久的文明积淀，以及聚散整个长江流域的独特功能，也成为1861年西方列强选择汉口为对外开埠通商口岸的充足理由。
东方芝加哥
1862年，汉口正式对外开埠。是年3月，一艘英国火轮在条约保护下，从上海逆江而上抵汉通商，揭开了武汉对外开放的扉页，也使武汉开始由国内商品集散地向国际性口岸演化。之后，俄、美、法、日、德、意、荷、比、萄等18国相继来汉通商，12国在汉建立领事馆，成为内陆最大的通海商埠，与上海、天津、广州并称“四大口岸”、“五大商埠”（另加青岛）。
汉口开埠后，商贸空前繁盛，城市迅猛发展。1863年，武汉茶叶贸易迅速超过广州跃居全国第一位。当年汉口输出茶叶27.3万担，广州跌至13万担，不足汉口的一半。以汉口为中枢的长江干线逐渐成为对外开放的贸易走廊。
多元吸引和网状辐射的商路格局，促成当时的武汉具备了统领八方诸侯的经济实力。清末民初的《国风报》记载：19世纪下半叶，上海是中国贸易的总汇；而汉口是内地贸易之中枢，长江流域其他各港，都不过是它的附庸而已。在此背景下，汉口地价也迅速飙升，前花楼街至黄陂街一带成为黄金地段，地价昂贵到“每平方四百至五百两”白银。租界繁华，房屋售价翻番。
武汉已成为一个富有动感、充满张力的国际商埠。来自皖、赣、湘、川、豫各省的大量移民接踵而至，他们怀揣着自己的创业理想，推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圆满着这座城市的梦想。在当年走出盆地的四川人眼里，商贸繁盛的汉口确实不能小看。直到今天，一些老人口里还流传着“千钟茶、万担米，不如汉口一早起”这样的俗语。
汉口开埠，是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的。1863年，俄商在汉口开办了“顺丰”砖茶厂。这家自行发电，拥有当时最新式蒸汽机及各种制茶机械的砖茶厂，便是武汉第一个近代工厂。从1863—1911年，列强在武汉开办各类工厂43家，武汉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商业城市。随着商业经济的繁盛，武汉经济形态的殖民属性愈益显露，为列强输送汉货，搜罗财物，并不能实现自我振兴的梦想。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并让武汉经济从商贸流通向制造业转型的人是张之洞。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上任伊始，他就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在其督鄂的18年间，他开风气之先河，创建了我国第一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打造出闻名天下的“汉阳造”。之后，陆续开办了产业配套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水泥厂、大冶铁路等；在轻纺工业方面，则创办了全国最大的纺织基地——布、纱、丝、麻等四局，以及制革厂、造纸厂、毡呢厂等等。其中汉阳炼铁厂不仅是我国近代最大的冶金企业，在远东也是首屈一指。连接京汉，纵贯南北的卢汉铁路，全线所铺铁轨皆为地道的“汉阳造”。
从1890年到1911年，武汉官办与官 商合办的工厂共有17家，占全国同类工厂总数的17％，投资总金额为1300多万两白银。民族资本家在武汉创办了各种新式工厂41家，工人总数约8000人，资本总额约1000余万两白银。晚清50年中，武汉共兴建各类工厂约100个，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后来居上”的武汉，一跃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地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华洋杂处、移民云集的武汉三镇，人口迅速集结，已由昔日的封建镇邑发育成为拥有泱泱百万人口的近代大都会。
1910年6月，东南绅商领袖之一的汤寿潜在《中华新报》发表《东南铁道大计划》一文，惊呼：“人知东南所以独占优胜者，在于河流之交通。今则商业大势，由河流贸易时代，一变而为铁道贸易时代。试观年来汉口商埠日益发达，上海商埠日益退缩，即可知道铁道战胜于河流之期不远矣。”
可见，当时汉口的迅猛发展已对上海形成压力。
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使“武汉造”声誉鹊起，扬名海外。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汉口有20家企业的产品获得一等奖。其中，老采章的花缎、姚春和的铜器及信记等商号的茶叶名列榜首。汉绣在南洋赛会上获得金奖，名酒汉汾也在1919年的巴拿马国际赛酒会上荣获奖牌。武汉的砖茶远销欧美，铜器、皮革、汉锣等正宗汉货都成为风靡一时的名牌产品。
一批传统优势产品也借此发展壮大：糕点名店“汪玉霞”、副食精品“曹祥泰”、名满中原的“苏恒泰”伞店、“曹正兴”菜刀等名噪一时。具有近300年铜器铸造史的武汉成为全国铜器制造中心之一，汉锣与苏锣、京锣、秦锣并称为四大名锣。如今汉口打铜街就是汉锣作坊集中的古老街道。
汉口牛皮巷、磨子桥和武昌梅隐寺、郭家街的熏皮作坊在光绪年间已负盛名。1907年，张之洞为整合武汉的制革优势，在武昌保安门外创办了第一家近代化的制革厂。
叶开泰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李济并称为全国“四大中药名店”。汉口有句歇后语，“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从中可以看出其品牌效应和名店风采。
空前昌盛的制造业，催生了资金融通、生活服务行业的勃兴，而传统商贸优势更为凸显。当时商业多集中在汉口，总数约7000余户，形成茶、药材、粮食、棉花、油、盐、杂货、纸等八大行帮。1904年的贸易额即达1亿两白银，占三镇贸易总额的70％左右，居全国第二位。
清末，外国人在汉开办银行9家，仅汉口就有大小钱庄121家。1910年，汉口本土银行发展到8家，各省驻汉官钱局5家，汉口成为与沪、津、穗并称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
据统计，20世纪初叶的10年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常居全国第二位，“驾乎津门，直逼沪上”，成为当时惟一可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匹敌的内地口岸。
近代工业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急需掌握新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张之洞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一方面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到1907年，初步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先进教育体系。百年老校——武汉大学的前身，就是1893年张之洞所创办的自强学堂。闻一多、叶圣陶、朱光潜、郁达夫等一批人文科学的大师级人物先后从这里走出。张之洞不仅打造了工业武汉，还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人文武汉。
清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在其著述《汉口》中称：“汉口今为清国要港之第二……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芝加哥。”从此，“东方芝加哥”名扬四海。1918年美国《竖琴》杂志刊载署名魏尔·瓦尔特的《中国的芝加哥》一文，文中写道：“汉口在中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
当时作为美国钢铁冶炼业基地的芝加哥，日夜灯火通明，工厂机器轰鸣，城内运输繁忙……城市实力仅次于纽约。除了产业重点各有千秋外，当时的武汉与芝加哥确实有几分相似之处。
汉口开埠与张之洞新政，使武汉地区华洋杂处，五方杂居，南北文化在此交汇，中西文明在此相融。其特征可用八个字概括：南北兼容、中西合璧。
西方文化对武汉之渗透无孔不入。大至城市布局、建筑风格、宗教信仰，小至家用针线、西装、西餐，均不同程度地成为社会各阶层追逐的时尚。
汉口古德寺作为一座佛教禅寺，其建筑竟融合了西方哥特式教堂风格。民国初年，汉口的商人参照租界现代建筑和道路设施，揉以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建成了中西合璧式的大片里弄。武昌、汉口之各类工厂、学校、报馆、水电设施，亦无不把西方文明杂揉其间。
华中大都会
在近代中国，武汉一直作为华中的政治、经济中枢与最大都会，曾几度成为全国政治风云的中心。
清道光十七年（1837），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力主禁烟，上奏《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提出著名的“禁烟六策”，在武汉三镇等地开设禁烟局，开虎门销烟之先声。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与清军在武汉地区展开异常惨烈悲壮的搏杀，先后三克武昌、四占汉阳、汉口，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
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敲响了清王朝统治的丧钟。一镇奋起，八方响应，武汉作为首义之区，为结束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这头沉睡了几千的“巨狮”从武昌开始初醒。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合三镇为京兆区。中共中央也由上海迁到武汉，武汉一度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之所在地。1937年10月，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决定以重庆为首都，其党政要员则暂驻武汉；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到武汉；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进步青年都汇聚武汉。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在全民族抗战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一页。
1938年，“保卫大武汉”成为永载青史的一大壮举。当时，国民政府集中100万大军，与50万日军在武汉外围进行了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中国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爱国将士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短短10余年后，历史就揭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迅速开始艰难的经济复苏。1956年，毛泽东再次来到这里畅游长江时，已是另外一番心境——“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就在这一年内，毛泽东先后三次畅游武汉长江，并在他的有生之年共17次在这里搏击江水。武汉这座城市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这种分量与武汉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一五”期间，国家重点投资的156项基本建设项目中，布点武汉的有武钢、武重、武锅、武船及武汉长江大桥等七大项目。重点工程的启动，使武汉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成为中国第四大工业城市。武钢等大型国企曾支撑起年轻共和国的“经济大厦”。
1957年10月15日，长江大桥通车典礼隆重举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梦想终成现实。它使全长2300多公里的京汉、粤汉铁路干线在汉携手，使湘桂、浙赣铁路可以通过大桥进入北方铁路运输体系。
1957年开工的东西湖围垦工程，使这片沉睡千年、芦苇丛生的古云梦泽湖泊洼地，成为面积达495平方公里的“武汉后院”。时至今天，东西湖已成为武汉市的米袋子、奶瓶子、油罐子、菜篮子，拥有了台商投资区及全省惟一一个国家级产业科技园，地位举足轻重。
尽管在此后20多年里，武汉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交织着成功与失落，但仍不乏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整个80年代，武汉更是创造出了中国众多的第一。
时光流逝，在1992年春天的那次举世闻名的“南巡”中，像当年毛泽东选择在汉亲临长江一样，武汉成为邓小平巡视的第一站。“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谆谆告诫，使武汉迅速驶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同年，武汉成为沿江开放城市。
“开放先导”，开放潮涌浪击两江，改革风起席卷三镇。
从1992年至1998年这7年间，作为一个拥有7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经济年均递增16％，一度被称为90年代中国经济界的“武汉现象”。
江汉滔滔，沛然东去。武汉的人文历史，从远古走向今天，由蒙昧走向文明，恰如那穿城而过的两江之水，时而春朝，时而夏宗，奔流向东永不息！
(潘世东转载于越楚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