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什么都两极分化的社会正常吗？

-----在公园听见一位妇女谈论自己家收入的感慨！

汪华斌

昨天早上我从公园回家，刚好前面有几个妇女在谈话；于是我也就慢慢跟在后面，发现原来是一位妇女在发牢骚；说自己的邻居本来是个二流子，只是因为有个什么官做后台；结果现在竟然一个人的收入比她家四个人的都高，要知道她家还有两个博士（儿子与媳妇）。她说这是什么世道，根本没有任何公平合理性。正是她的话使我产生了联想，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竟然是什么都两极分化；而且还是全部与官挂钩的单一性的两极分化。如你要是官，那么你的房子肯定最多；因为一人拥有几百套住房的官比比皆是。同样如果你是官，则你的收入水平肯定最高；官的收入比老百姓高万倍竟然不稀奇。此外如果你是官，则你的福利肯定最多而且最高；福利比老百姓收入高的官比比皆是。当然如果你是官，则你是兼职与工作肯定也特别多；虽然你每天都在公款的灯红酒绿中，但你的工作名头肯定比老百姓多；因为老百姓到了四十岁就几乎没有什么事了，而官到了七十五岁还有到处任职的机会。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不是因为能力而造就财富的两极分化，而是因为官职造成全方位的两极分化；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使得我们社会产生的问题层出不穷。

我们知道我们社会最先放开的就是收入水平两极分化，因为‘上不封顶和下不保底’就是收入水平两极分化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国企负责人竟然在效益普遍不好时而通过下岗分流来实现自己的收入水平增加。因为当时我们的国企普遍执行的是工资总额的概念，而下岗分流人员的工资总额不带走；所以单位负责人就能用下岗人员的工资来实现自己去职工拉开差距的改革原则。如我单位负责人是一位从实习生中破格提拔的领导，但其工资收入水平还没有我的一半；然而他通过将我下岗而将我的工资直接加到自己头上，从而一步就与职工拉开了差距；这就是我们社会8000多万人下岗的原因，因为这8000多万人的工资全部加到领导干部的头上；这还能不是两极分化吗？因为下岗人员没有一分钱而自谋出路，而领导将几个人的工资加到自己头上；这在当时就是收入水平两极分化。

随着改革的展开，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再也不仅仅停留在工资收入水平上了；最明显的表现的就是住房两极分化。如我们体制内的领导本来就是收入水平最高的人，而他们同时还是有福利房与特权房的人；而下岗人员本来就是收入水平最低的人，而他们竟然是我们社会定义商品房的对象；结果需要商品房的人永远买不起，而不需要商品房的人却永远不断有商品房进入。如刘志军竟然有房300多套，他是没有住房的人吗？但事实上就是如此，如果不是腐败暴露恐怕还会不断有住房进入。

本来改革不仅仅是解放生产力的，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结果却造成贫困和两极分化，这难道就是改革需要的公平与正义吗？肯定不是，因为两极分化通常就是社会公平与秩序失衡的表现。

在这里肯定有人鸣不平，说两极分化是自己的原因；如果当年我们分田到户后造成的两极分化，这说是本人知识与勤劳的原因还行；可刘志军300多套住房与下岗人员没有住房，这难道还能是自己的知识与勤劳的原因吗？在我的2000年提出的傻瓜企业家理论中，我们社会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在刘志军的岗位上得到300多套住房；而且傻瓜还可能为我们社会减少损失，这就是我们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

在社会和谐理论中，贫困是痛苦的源泉；而只有富裕才是幸福的源泉。同样在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取作用的实际只能是普遍富裕的经济；而决不能是普遍贫困的经济带来幸福，这也是我们社会大家共同呼唤改革的原因。然而可惜的是改革并没有造就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现象，而是造成全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也就是说改革使我们社会幸福也两极分化了，因为权贵们的富裕自然奠定了他们幸福的基础；而老百姓贫困相反只能离幸福越来越远。因为没有社会公众普遍过上富裕生活的社会现象，又哪里能萌发出幸福的感慨。看今天的下岗人员几乎是将全社会的忧愁聚集一身，这样的人能幸福吗？

当我走到小区门口时，碰到一位熟人；说自己的亲戚因为企业几十万的资金短缺而自杀了。他感叹说现在的腐败分子竟然能将按亿计算的现金放在家中，而想创业的人却连几万元的现金都没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银行钱多的是，但却永远不贷款给老百姓；这就是我们社会今天竟然连现金都是两极分化。有人说这些两极分化是改革的产物，应该是公平合理的社会现象。然而效率理论告诉我们，存在两极分化的社会肯定不公平；因为公平的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效率与公平。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了今天的任何两极分化都不是效率和平等的产物；全部是‘官本位’的结果，反而是压制社会效率与公平的产物；所以它不可能为社会带来丰厚的物质财富，更不可能为全民带来普遍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