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资本市场有太多想象的空间，沪港通之后，海外资金将进一步回流A股；注册制前提推进，将推动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资产证券化快速推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做市商制度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国企改革将通过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
一、沪港通：全球化4.0进程的先行者
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开通。自4月份沪港通计划提出以来，过去的七个月中，沪港通也成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话题之一。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沪港通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加强两地资本市场联系，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个实质性步伐。我们认为，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沪港通是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进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尝试，而这又是中国在面对全球化4.0胎动下的未雨绸缪，与建设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上海自贸区，以及筹建金砖银行、提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起，构建成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面临全球化断裂带，即全球化3.0进程的阻断，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逆转。这也是直接制约中国出口增长以至内外平衡的关键原因。而中国的应对措施应该是以人民币国际化替换一般贸易进出口，即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保驾护航下，向亚太和其他新兴市场地区输入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更有效的进行外汇投资和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对金融体制进行系统改革，即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人民币结算和货币互换），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这即是正在稳步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其中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是重中之重。
就对外投资而言，国家部门层面，中国主导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推动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与中国“走出去”战略相符合，是释放中国巨量外汇储备潜力的新方式，建立起不同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新兴金融力量。私人部门层面，商务部最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发挥企业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另据消息称央行正在设计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机制；推动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机制，也就是允许个人直接开展境外投资；以及推动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等。
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是双向的，国内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也在同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也必须形成回流机制。2010年，境外央行、人民币清算行及境外行可投资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后，开放进一步扩展到境外的保险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和主权财富基金；2011年，RQFII(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机制正式推出，目前RQFII境外试点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台湾、英国、新加坡、法国、韩国和德国，总额度达到7400亿元人民币（实际投资额接约3000亿）。就在近期的APEC会议期间，又新加入加拿大500亿元额度。与此同时，QFII累计可投资额度也达到640亿美元。
而上海自贸区+沪港通，将构建起人民币资产池的双向通道：账户通道与产品通道。沪港通将打通两地资本市场的产品通道，也为扩展至其他资产类别的互联互通开拓路径。市场选择性的忽略了另一个焦点：中港基金互认！推动内地与香港基金产品互认，有利于将香港成熟产品直接引入境内，为境内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选择，同时将境内基金产品在香港销售，吸引海外资金进入，进一步扩大中国基金行业和资本市场开放，构建更为丰富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产品通道。去年开始推进建设的上海自贸区，金融的国际化才是其真正内涵，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通过自贸区，可以先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资产缓冲区和蓄水池，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并且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目前上海最大的优势是有全国最全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和要素市场，因此上海一定会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的目的地和集散地。上海的目标是2015年基本确立全球人民币产品创新、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也将是上海的新使命和新征程：向伦敦、纽约进发，打造三足鼎立的国际金融中心！
二、资本账户开放：倒逼国内资本市场改革
具体到资本市场而言，沪港通将带动资金的双向流动，有利于估值体系对接，稳定蓝筹估值。通过两地合作可以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综合实力，扩大两地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提升市场竞争力。
第一，做大资产池。目前大陆和香港的资产池是分离的，体现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存在套利机会但是又不会收敛的AH溢价的股票。A股市场上独有的稀缺品种（如中药、白酒、军工、旅游等，可跟踪QFII重仓股）、港股市场上的优质科技成长股或将受到相互投资者的重点关注。我们判断估值体系大概率是向港股等国际化方向靠拢，但基于投资者结构和风险定价机制而言并不会完全同步。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与美元挂钩，因此无风险利率和风险偏好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香港市场无风险利率一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与A股明显有别。不过，潜在增量资金的入市或将更倾向于长期稳定投资，挤压短期泡沫，稳定蓝筹估值，因此更关键的在于推动A股投资者估值体系和投资理念的国际对接，优化投资者结构，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首先，海外有大量的离岸人民币资金，其中在香港就有将近1万亿，这些人民币资金暂时还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投资渠道。第二，资金池也可能增加。
其次，目前的QFII版本缺陷在于交易制度不够方便（限于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资金锁定期3个月或1年、必须指定境内银行托管、自主汇兑），这也使得很多海外的资金无法将中国市场作为配置的主要方向，这也导致中国的资产在全球配置中的份额是比较小的。如果实现沪港通以后，市场的可得性和交易规则的偏国际化的提升，将会有助于全球资本加大对中国的资产配置（例如获准进入MSCI指数体系），这也一定会带来一定的资金增量。当前中国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比例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股市总市值严重不匹配。以MSCI指数为例，目前A股在MSCI中国指数和新兴市场指数中占比为0，若中国的资本项目完全开放，那么中国在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将由当前的19%提升至27.6%。今年年中A股纳入MSCI指数失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A股市场的可得性太差。不过，MSCI仍保留A股在其审核名单上，并作为2015年度评审的一部分。因此，预计最早2015年A股就有望纳入MSCI指数体系。
第三，推进A股以及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目前A股和H股存在交易规则上的一些障碍，比如港股可以T+0、有个股期权等，而这些是国内资本市场所没有的，未来交易规则也会逐步与海外通行规则对接，新交易手段的丰富对于资金的吸引和偏低的估值提升带来正面作用。试点初期，沪港通在市场联接、额度、投资标的等方面均设有限制，未来这些限制有望逐步取消。一旦成功运行后，沪港通可容纳更多标的公司，额度可扩大，而且沪港通的模式可以复制推广至其他市场，比如深港通或者沪新通、伦敦通、纽约通等。随着相关业务的逐步试点推进，未来对于相关的券商也将带来增量业务贡献，证券业将极大受益于跨境交易和财富管理业务。证券业协会此前下发的关于证券业创新发展中提到，鼓励证券公司为跨境并购、上市提供融资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境外业务的开拓将直接拓宽盈利渠道，且将进一步促进业务、产品及组织架构的创新。
长期来看，沪港通有利于巩固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的地位或将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的打通，也可以被认为是向全球市场的开放，进而推进资本账户有序开放等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步骤。正如我们在《中国金融自由化须“甩开膀子”》所强调，整体金融改革的轮廓和进程呼之欲出，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建设和资本账户开放都是其中应有之义，最终目标是参与全球货币竞争，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预计十二五结束前后，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其中多数目标都将会提前实现。因此，这次沪港通试点也是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题中之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资本市场也将迎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三、双重脱媒：转型经济的加速器
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然而A股市场表现却波澜壮阔，上证综指也创出近三年来的新高。这背后的原因，我们认为恰是“新常态”的体现：经济增速下台阶同时改革提供新动力，而资本市场也要开始从短周期的复苏转向关注中长期经济转型的结构变化。表面上经济增速减速换挡，实质上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实现由高速增长向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高效增长跃升”。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要素自由流动的活力和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改变过往依靠资源和要素投入为主的驱动方式，逐步转向效率优先和创新驱动的方式。
畸形的金融市场难以解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过去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M2也以每年平均增速超过20%的速度印钞票，目前广义货币M2已高达120万亿，从一定程度说明经济增长更多靠要素推动，经济效率和效益并不高。与此同时，虽然M2占GDP的比重接近200%，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这也充分说明实体经济不得不进入转型新常态。长期流动性的变革拐点也正在来临，一个较中性的货币增长，例如GDP7-8%+通货膨胀2-3%=10%再给1-2%的资产货币化，即12%左右的M2增速将成为常态，泡沫狂飚的时代已然过去。
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同时，社会融资成本高企，一部分表现是企业的财务费用增长过快。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经营的高负债率和高杠杆率，与此同时，企业经营效益下降又使得自我积累和补充资本金能力下降。虽然企业债券融资有所增加，但由于证券市场持续低迷、上市融资成本较高、辅导审批流程过长等原因，使得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补充资本金比较困难。
从M1增速与M2增速的差值所表征的货币活化程度来看，近年来M2增速持续高于M1增速，显示了货币活化度降低，相对的资本市场表现也非常低迷，更多处于存量博弈的状态，这也使得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一方面，由于宏观调控，2010年开始监管部门收紧了银行对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的融资，银行表内资产受到严格控制；另一方面，“金融抑制”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垄断了金融资源，而大量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传统银行体系不能满足资金匹配、融资中介的功能，由此孽生出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狭义上的影子银行指从事债权类业务的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广义的影子银行体系包括多层次资本市场）。而影子银行的存在事实上无形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
根据此前我们的测算，2002年以来实体支持类的影子银行Ⅰ总规模的扩张速度有明显的优势，由2002年的1.58万亿元增长至2012年的30.30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34.38%，远高于同期本外币贷款17.12%的增长率，与本外币贷款余额之比也由11.29%上升至45.03%。与此同时，非标债权占比持续上升，由2002年的33.15%上升至2012年的63.39%。
非标资产证券化和刚兑的打破需要资本市场介入
非标债权融资方式快速发展一方面极大推动了利率市场化进程，特别是在金融抑制环境下并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以市场定价为主的非标债权满足融资需求的同时，促进了资金价格在市场中的有效形成；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非标债权自身信息披露不充分、流动性差等特点，也带来了一定的系统性风险，由于利率较高，在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融资主体若不能有效控制风险，极易形成从投资性融资到投机性融资甚至庞氏融资转换。
自2012年底以来财政部、发改委、银监会出台了一些列文件规范非标债权，今年以来的融资总量中非标债权也出现了较快下降，因此，未来一段时间非标债权必然向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转换，同时资产证券化也是转换的一条重要路径，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市场的角色或将越来越重要。
未来，资产证券化或将大力推进。预计今年12月份开始启动的《证券法》修订，或将从法律关系上明确债券的适用范围，将信托计划、各种类债券的理财产品等全部规范为公募或者私募的债券或者资产证券化产品，扩大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范围（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等，即MBS、ABS等），引导社会资本从“倒利差”转向对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企业融资成本主要包括资金成本、营运成本、风险溢价等部分。而经济减速期间，前景不明朗、不良资产率上升也会导致风险溢价走高。今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不良资产率从双降转为双升，2014年末企业贷款不良率较2013年初上升0.11个百分点，此外商业银行展期贷款占比持续上升。这些数据意味着贷款利率中包含的风险溢价将上升。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正在走向市场化、透明化。今年新《预算法》修订，《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发布，以及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本届政府在财税改革和债务问题上正逐步推进顶层制度设计，以时间换空间，开启地方政府市场化、透明化融资之路，以替代、置换地方政府通过其他影子银行渠道（如信托等）进行的隐形、高成本举债，最终消化存量地方政府债务，并逐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匹配，使其走上可持续道路。潜在的信用担保和刚性兑付也将逐渐消融，而资本市场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资本市场通过发挥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功能，可以有效分散融资过度集中于银行信贷的风险，同时，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定价机制将有效打破刚性兑付。央行在今年的金融稳定报告中明确表示，“刚性兑付”现象有悖于“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市场原则，不仅助长了道德风险，也抬高了市场无风险资金定价，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顺应基础资产风险的释放，让一些违约事件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然发生”。
资本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主战场
首先，直接融资依赖于资本市场。
今年出台的“新国九条”中，明确提出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瓶颈，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更合理的资本和资源配置来化解，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资本形成和股权流转，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需要提供更丰富的交易场所和交易方式——这都依赖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其次，资本市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助力创新型经济。
资本市场是被证明的新兴产业的催化剂，以2014年的并购市场为例，在涉及上市公司的比较重要的并购事件中，新兴产业，如传媒和高新技术产业如生物医药、TMT、高端机械装备更多地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这充分体现资本市场有利于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
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由过去的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创新型艰难挺进，因而更需要资本市场配合创新的多种业务模式、风险偏好等，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对经济结构转型一个重要的支撑，就体现在能够更加合理地将资源配置到代表未来产业升级方向的企业，尤其是那些无法在现有投融资体系中获得足够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手中。创业板、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等的建设将支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的涌现。未来或将进一步推动各板块之间、甚至跨市场的良性流动，充分利用转板制度来连通协调各层次市场的有序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未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层次”将体现在两个方面，横向和纵向，横向以品种为轴，股票、债券、衍生品、结构化产品并重，纵向以交易方式为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和柜台市场鼎立，这一横一纵之间支撑起资本市场的大舞台。
最后，资本市场也正成为传统企业开展并购重组实现做大做强、产业升级或转型的重要渠道。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许多传统产业公司寻求突破和转型，寻找更高的利润增长点，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需要通过并购实现外延式增长。同时，企业并购资金需求量较大，而资本市场具有融资功能，能够为并购重组提供资金支持。
今年3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明确提出丰富企业兼并重组融资渠道和支付方式，完善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全社会兼并收购浪潮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正在形成，而这也正是转型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有望持续数年。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初至11月，国内市场已经完成的并购案例达到1401个，交易总金额超过8456亿元。这其中，资本市场正逐渐成为并购重组的主渠道，涉及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数量超过540个，占比近40%。
资本市场是实现混合所有制的最佳路径
近年来国企ROE持续降低，经营效率持续低下，使得国企改革成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腐败丛生和国企海外战略屡屡因为公司治理问题受挫，又倒逼国企改革加速执行。在国企改革的一系列要素中，资本市场对于国企改革有着最为重大的作用，他既是实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场所，也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最佳路径。
正如我们一直所强调，私有化未必会带来效率的提升，重要的是平等待遇和混合所有制，公平竞争会真正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市场化导向是必然趋势，而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之一，国企改革必然会加速推进。
混合所有制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作与市值管理，打造公开透明的公众公司，保证规则的透明化。以上海国资改革为例，要求做到“四个公开”：信息公开、定价公开、竞争公开、程序公开。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表示，“国有企业集团整体上市，打造公开透明的公众公司，是上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实现方式，下半年要全力推动一批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加快推进企业市场化、开放式纵向整合。”
首先，国资平台建设需要资本市场参与。
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平台是针对现行国资委监管体制作出的重要改革。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这一层次的架设，国资委的经营职责得到剥离，保留的仅仅是其监管者的角色。国有资本流动平台还能强化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长久来看除国企利润直接上缴财政之外，货币形式存在的国企分红和退出得到的资本都将全部划至全国社保管理机构以充实养老基金，再以财务投资形式重新回笼到资本市场进行保值增值，从而实现国有资本积累成果的全民共享。
这一过程，包括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运作，股份转让，股份购买，兼并收购都需要资本市场的参与。资本市场是优化市场要素配置、企业投融资、兼并重组等的市场化平台，信息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混合所有制的首要核心问题就是国资转让，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其定价、交易过程相对公开、有效，上市公司治理相对透明、规范，不管是被转让国有资本流失的顾虑还是民营资本话语权的保障都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通过上市公司平台改变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目前国企高管高度集权、监督缺失，内部监督,如企业监事会、纪检监察部门、工会组织等，对国企一把手缺乏实质约束，就连董事会甚至都可以说形同虚设。这一治理结构直接导致了国企高管的腐败频发。通过上市公司，可以建立起以投资为纽带的董事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和实行职业经理人管理。所有上市公司事实上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关键是怎么发挥中小（公众）股东作用！
最后，市值管理：通过上市公司平台实现国资、民资共赢。
混合所有制首先是资本的融合，市值管理是实现资本共赢的重要手段。“新国九条”明确提出，引导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允许上市公司按规定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员工持股计划，这属于混合所有制的延伸与补充，若有效实施将充分释放国企的潜力。
一方面，国有资本从管理者转变为“出资人”，最看重的应该是股东回报，这也要求国资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必须以市值考核为核心,因此未来完全有可能把市值管理纳入国资运作的考核重点。
目前，证监会也正在拟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意见》，或将明确鼓励上市公司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和内在价值，通过引入市值考核评价指标、给予高管股权激励等方式，统一经营者与股东利益，重视企业长期战略规划，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和员工持股计划，将有效形成企业利益共同体，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利用市值管理的手段推动公司提升股东价值，充分实现上市公司的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功能，而不是股东直接干预公司的经营活动。
国企改革最后是要改革人的要素。由于国有企业激励机制、晋升机制缺乏，这导致国有企业员工得过且过，人浮于事，企业经营管理效率低下。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在上市公司中推进员工持股计划试点，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职工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上市公司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可以为上市公司提供新的市值管理工具，有利于上市公司更好地开展市值管理工作。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或将深度激发国资参股上市公司的竞争活力和价值体现。目前A股总市值大约30万亿，其中国企大约占比60%，国资实际控制人持股占比在25%左右。如果这些资本增值10%以上，将撬动数万亿市值增长空间！这就是真正的让国企像猪一样飞！资本市场也将迎来超级机会！
四、迎接资本市场的火红年代
我们大胆判断，2015年起，资本市场将进入火红年代！
新常态定义了未来经济发展方向，政府从追求经济增速转向追求经济质量，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是经济转型。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转型首先需要金融转型。从外部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推进和资本账户开放到内部的加快利率市场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无不透露出未来中国金融转型的大方向，而资本市场又将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关键和重点，承载着中小企业发展、产业升级的重任。资本市场的大发展也必然为投资者迎来大的机遇。
总结而言，资本市场的发展主要体现于以下六个方面：
推进资本双向开放
全球化4.0需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重点是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账户开放首先与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相一致，有助于扩大人民币计价、结算、投资范围，同时资本账户开放，其次，资本账户的开放有助于构建人民币回流机制，提高境外资金配置效率，降低国内融资成本。资本账户这种双向开放不仅体现在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而且能够改善国内投资生态环境，确立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鼓励外资参与境内并购重组，拓宽国内相关产业融资渠道，促进产业升级。放宽境内居民境外投资限制，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提升产业发展空间。
支持实体经济，市场化配置资源
资本账户开放将倒逼国内资本市场改革，改革的重点将是调动金融资源以市场化为基础，价格为导向，增长为目标。传统金融主体主要以银行为主，特别是国有银行。银行的特性是追求安全稳定收益，而中国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垄断优势，从而使得金融资源集中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但实际上那些风险高的中小企业往往具有高成长性和高技术含量，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融资，这类企业发展困难，相关产业发展滞后，阻碍了经济增长效率。相反，资本市场的发展意味着不同风险偏好的资本获得识别配置，资本市场能够集中相应的金融资源支持经济效益高、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从而促进相关行业升级，提高经济效益。
资产证券化，丰富产品层次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要求加快资产证券化发展。金融抑制环境下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在促进了资金价格在市场中的有效形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必然要在渐进、有序、可控的原则下进行。未来一段时间非标债权必然向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转换，而资产证券化正是转换的一条重要路径。未来，资产证券化或将大力推进，丰富产品种类，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而扩大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范围（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等，即MBS、ABS等），引导社会资本从“倒利差”转向对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资产证券化不仅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而且能有效稳定并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风险，并分散融资过度集中于银行信贷的风险，同时，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定价机制将有效打破刚性兑付。
推动创新，丰富市场层次
传统的由政府主导型经济正在向市场创新型增长模式改进，这种变革涉及各方利益主体，改革的成功首先需要协调各类利益主体。由于资本市场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天然的具有配合创新的多种业务模式、风险偏好等先天优势。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对经济结构转型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不仅体现在能够更加合理地将资源配置到代表未来产业升级方向的企业，而且能够实现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的优胜劣汰。未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层次”将体现在两个方面：横向以品种为轴，股票、债券、衍生品、结构化产品并重，纵向以交易方式为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和柜台市场鼎立，这一横一纵之间支撑起资本市场运作的舞台，也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并购重组，推动经济转型
经济“新常态”需要打破传统发展模式，追求新的增长空间，实现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因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将寻求突破和转型，需要通过并购实现外延式增长。这将面临较大资金需求。而资本市场具有融资功能，能够为并购重组提供资金支持，突破资金约束。国务院明确提出丰富企业兼并重组融资渠道和支付方式，完善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作用。统计数据显示资本市场正逐渐成为并购重组的主渠道，全社会兼并收购浪潮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正在形成，而这也正是转型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
混合所有制，推动国企改革
资本市场是优化市场要素配置、企业投融资、兼并重组等的市场化平台，信息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作与市值管理，打造公开透明的公众公司，保证规则的透明化。两者具有天然的共性。
混合所有制的首要核心问题就是国资转让，而通过资本市场运作有助于保障各方参与者利益。而且，通过上市公司，可以建立起以投资为纽带的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所有上市公司事实上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关键是怎么发挥中小（公众）股东作用！资本市场能够培育建设健康的股权治理结构，形成良性的股权文化，强化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利用市值管理的手段推动公司提升股东价值，充分实现上市公司的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功能。
资本市场的发展核心驱动就是2015年初的证券法修订，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而注册制的推出等（市场化方向+法治化保障）无疑将成为资本市场发展的起点。
风险提示：我们预计的相关政策的推进时间表难以准确把握，可能延后，改革进度也可能不达预期；经济可能出现超预期下滑。
五、历史观点回顾
13年回顾：准确判断经济变化和市场走势
2013年全年宏观经济基本符合我们“浅V型”和“新常态”的判断，一季度经济弱改善，二季度在反腐影响消费、影子银行治理等因素影响下复苏进程被打断，基本面低于市场预期，再度自然触底，全年的政策重心将在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切换，下半年随着经济增速有所下滑政策重心将逐步从调结构转为稳增长。正如我们在年度策略所强调：经济潜在增速下台阶，货币投放有节制，投资和外需进入稳定，这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同时，股票的估值也会向理性回归，这是市场的“新常态”。全年市场走势也基本符合我们“海鸥型”的判断：一季度市场在经济企稳影响下见底反弹，二季度则总体维持震荡偏弱格局，构成“海鸥的身体“。下半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预计会有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和顶层设计出台，改革红利或将逐步得到充分释放，市场的演绎也逐步进入伴随改革预期的逐步强化而带来估值提升的震荡上行趋势。
14年回顾：再次精准判断市场走势
全年市场逻辑符合我们“资产价格=市盈率（PE）*每股盈利（EPS）”的演化框架，市场走势也大致符合我们的“根号型”。我们认为，新一轮的改革红利将逐步释放。当然，接下来的改革攻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仍将是渐进式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将潜移默化，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资本市场也要开始从短周期的复苏转向关注中长期经济转型的结构变化。对于中期市场判断而言，我们更关注在中长期经济转型中企业盈利层面的结构性变化和决定市场资金配置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即用WACC的倒数来代替对PE估值的衡量，并进一步将流动性和市场情绪等因素分拆到全市场的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中。2014年内，无风险利率稳步下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预期管理和政策微调中，改革正在稳步推进——改革锦标赛将极大降低风险溢价，由此市场在年中出现一波持续反弹，慢牛格局正在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