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一切生产和发展的起点，也更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而资本扩张则是最有效推动发展的动力源泉。但近年来，由资本引发的世界经济云谲波诡，动荡不安，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金融危机激起人们对资本的重新审视；而国内资本扩张也正面临着挑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富差距，流动资本游走于股市、楼市，民间借贷爆出金融风险，不断出现“跑路潮”；而奢侈消费一日千里、一浪高过一浪，炫富事件不断刺激公众敏感的神经，暴富和土豪更是成为吸引眼球的热词。因此，当人们在普遍感受到资本扩张推动社会前行的同时，也日益从内心发出“伤不起”的哀叹。由此，资本在将世界推向发展的同时，也正在把世界推向一个动荡、危机和让人迷惑的时代。可以说，和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人们对资本扩张所带来的困境，从来没有当今这样表现得如此强烈。

　　这种困境与困惑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的逻辑”产生的必然结果。所谓“资本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发财致富的逻辑，赚钱的逻辑。为了实现赚钱的目的，资本既可以用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效率的方法，也可以用压榨劳动者的手段，必要时也可以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甚至毒品，不一而足。资本在客观上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形成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泛滥成灾。

　　正因为如此，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警告，应当高度警惕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对社会公益的损害。索托也告诫，资本有秘密。所以，资本并非天然是“良驹”；而是“烈马”，有内在的“野性”。有鉴于此，如果不给资本套上法律与道德的“缰绳”，任由资本的逻辑无限制地发挥作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种赢者通吃的反社会结局。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把资本关进的那个“笼子”究竟应该多大？这个“笼子”又是由什么来做成的？谁来做这个笼子？是否因为给资本套上了“笼子”，就会把资本搞死了？在社会整体利益和福祉框架下如何围绕资本的收益、分配、成本，生产与使用去形成引导资本扩张的逻辑，是当下亟须解决的一个全新命题。

　　首先，应关注资本的“邻里效应”。资本的幸福指数来源于“邻里效应”，资本的合理分配比资本的合理收益更重要。在经济社会发展初期，关注效率，做大蛋糕，强调资本收益最大化有合理的一面。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公平比效率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如果任其收益长期向资本方倾斜，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消费出现“两极化”现象：富人的炫富消费与穷人的无力消费，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转型期，无视社会不同阶层过高的收入差距，放任收入差距的失衡，容易引发失控和成为动荡的因素。

　　其次，拓宽资本的使用“瓶颈”。对于资本的使用，当下的经济过多关注于资本的杠杆效应，追求金融衍生品创新，资本对实体经济缺乏吸引力，资本不但不能对实体经济提供动力，反而成为实体经济的“抽水机”。资本的出路受瓶颈制约，其结果造就了楼市的泡沫和实体经济的萎缩，近年来更滋生出民间借贷的风险。这种少数人享受资本“创造性”好处，多数人承受资本“破坏性”代价的“群魔乱舞”，只能是资本的乱象，而不是资本活力的竞相迸发。另一方面，如果资本过度迷失于财富的“幻觉”，而不能从资本本身“破茧”，必然导致社会责任心缺失，奢侈消费就成为资本使用的另一个“出口”，由此则会加剧资本所有者的自我意识膨胀，带来一系列道德问题，暴富和炫富就成为资本“宣泄”的标识。因此，放开更多经济领域，推进金融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向产业转化的能力和收益，为资本投入生产改善配套政策，壮大民营经济，应该成为一个大的方向。同时，在未来土地流转改革中，要警惕私有化的风险，防止资本炒作土地，弱势农民终究抵挡不住强势资本的“侵犯”，楼市泡沫的前车之鉴不能重演。

　　再次，防止资本“僵化”也是改革深化的内容。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富豪数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在制度框架上要思考资本的流动性，防止资本的僵化，启动实施遗产税和房产税。开征遗产税能够避免资本“囤积”，保证资本的活力和流动性；适度开征房产税，可以促进消化楼市泡沫。推动富人的资本和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也有助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资本不是财富而是财富的生产工具，它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只有在一个社会中树立正确的资本理念，资本才会成为经济的发动机，才会为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繁荣提供驱动力。

 

▲(作者是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云南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