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伊朗国王默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决定在两座历史古迹举行盛大庆典，纪念君主制在伊朗绵绵不断地延续了2500年。在号称“波斯之都”的波斯波利斯，多达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装扮成古代波斯士兵，一排排走过去。另一处古迹帕萨尔加德被誉为“波斯花园”，这里有古代波斯国王居鲁士的陵墓。在各国元首和代表的簇拥中，巴列维国王在居鲁士陵墓前发表演说。他说：“安息吧，居鲁士，因为我们已经醒来。”到处是鲜花和美酒。各国来宾聚集在3个带空调的巨大帐篷和59个小一点的帐篷里，他们喝掉了进口的25000瓶葡萄酒。全世界的观众都能通过电视转播目睹这一空前盛况。

巴列维国王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他激动了好几年。1976年，他觉得意犹未尽，还更换了传统的历法。过去，穆斯林们以默罕默德出走麦加为元年，如今，巴列维国王要求以居鲁士大帝登基为元年。按照西历，这一年是1976年；按照回教历，这一年是1355年，依稀还停滞在中世纪；按照巴列维的新历，这一年是2535年，仿佛已经进入了十分科幻的未来世界。

在巴列维国王看来，如此宏大的庆典，也不过是对他的丰功伟绩的低调、委婉的表彰。他相信，在他的领导之下，伊朗即将实现伟大的复兴。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伊朗的年均GDP增长率高达7%，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伊朗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8%。1963年，伊朗人均国民收入不过200美元，到7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2000美元以上。你可能会说，这不过是因为石油。的确如此，但巴列维国王认为，如果不是自己在OPEC号令群雄，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石油收入？过去，石油收入大部分流入西方公司的钱包。1953年伊朗首相摩萨台试图将英伊石油公司（后称英国石油公司，简称BP）收归国有，结果引起英国的不满。英国军情六处编剧、美国中央情报局主演，共同策划了一场政变，摩萨台被迫下台。摩萨台没有做到的，巴列维国王做到了。70年代初期，OPEC大幅提高石油价格。1963年，伊朗的石油收入为5.5亿美元，1970-1971年已经增加到12亿美元，1973-1974年是50亿美元，1975年为200亿美元。

或许，你会说，这些钱都被巴列维国王拿来买西方的军火了。巴列维国王的确对先进武器格外痴情，有个笑话说，别的男人是看《花花公子》会兴奋，巴列维国王读介绍新式武器的小册子就能达到高潮。伊朗订购的奇伏坦（Chieftain）坦克，比英国军队自己拥有的数量都多。伊朗还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英国“长剑”（Rapier）地空导弹系统、美国F14战斗机等武器，巴列维国王甚至想在军事力量上和苏联抗衡。但是，用于国内投资的钱更多。一开始是修铁路、公路、大坝，之后是投资于教育和医疗卫生。伊朗经济欣欣向荣，从1963年到1976年，非石油部门的年均产出增长率为8.6%，高于8%的年均GDP增长率。煤炭、钢铁、机械工业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一批中产阶级崛起。从60年代初开始，巴列维国王提出了“白色革命”的口号，实施土地改革、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森林国有化、给予妇女投票权、让工人分享利润、派大批年轻人到农村教农民读书识字。在巴列维国王看来，用经济增长带动现代化，这就是伊朗国富民强的唯一道路。

当时，伊朗是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OPEC各成员国中，伊朗的石油产量一度比沙特阿拉伯还多，独执牛耳、一言九鼎。伊拉克和伊朗在南部有边界争议，巴列维国王就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迫使伊拉克不得不让步。就连美国和英国也不敢小觑伊朗的影响。伊朗已经从昔日的奴仆，成了今日的盟友。美国将伊朗誉为“中东的反苏堡垒”。

遗憾的是，伊朗民众并不这么看。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各种瓶颈。港口和铁路、公路是修好了，但进口的货物却还在港口堆积如山，无法运到内地，因为没有足够的卡车。大批的卡车进口到伊朗，但卡车司机又出现了短缺。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很快，但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无形中稀释了每个人能够分享到的成果。改革措施带来了赢家和输家。土地改革并未让农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每个农民分到的土地太少，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贸易自由化导致大量廉价农产品进口，很多农民无法在农村生存，大批涌入城市，成为新的城市贫民。更为要命的是，如果一个政权过分依赖于高速经济增长来赢得民众的政治支持，那么一旦经济陷入停滞，人们的失望会更大。1976年伊朗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高企，食品价格和房租尤其涨得凶猛。1977年政府实施了紧缩政策，结果又导致失业率急剧提高。

经济发展有过热和衰退，犹如天气有阴有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巴列维国王对西方的一切都很热衷，唯独对民主制度嗤之以鼻。伊朗是有议会，但议会成了摆设。原来有两个政党，这两个政党争相恐后地巴结国王，被讽刺为一个是“Yes党”，一个是“Yes，Sir党”。1975年，连原本只是装装样子的两党制也被取消了，伊朗成为复兴党领导下的一党专制国家。出版的图书数量急剧萎缩。秘密警察甚至到书店里查封国王自己过去的书《我对国家的职责》，因为书里的政治自由化言论已经不合时宜了。作家们被迫在电视里认罪。原本应该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时代，却变成了焦虑、困惑、失望和仇恨。

1977年，巴列维国王到华盛顿拜访卡特总统，两个人一起走到白宫门前的草坪上，一群伊朗和美国的青年人，高举着霍梅尼的头像向他们抗议。美国驻伊朗大使苏利文（William Sullivan）和巴列维国王的第三任王后法拉赫走在一起，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明白，为什么一群激进的青年人会选择一个古板、保守的宗教人士作为他们的领袖。

为什么会是霍梅尼？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巴列维国王疯狂反共的结果。他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伊朗的最大威胁，对左翼进步力量严酷镇压，使得政治异见者纷纷躲进宗教的庇护。自从16世纪的萨菲王朝把什叶派定为伊朗国教之后，很多伊朗人是以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抱有深厚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是来自对真主的敬畏，而非对君主的服从。

霍梅尼最早在伊朗宗教界享有虔诚学者的声誉，但并非主要的领导者。1961年，两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先后去世，霍梅尼才脱颖而出。他开始在公开场合批评政府，并多次被捕。1964年，霍梅尼被驱逐出境。他先到了土耳其，后来长期停留在伊拉克，最后去了科威特、巴黎。

流亡人士就像断线的风筝，慢慢会淡出人们的视野。1977年10月，一件突发性事件让伊朗民众再次想起了霍梅尼的名字。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Mustafa）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教士，他随父亲流亡伊拉克，但在这年10月的一个晚上，两个不明身份的伊朗人来找他，第二天，人们发现穆斯塔法已经暴卒。人们怀疑，是巴列维国王的秘密警察暗杀了穆斯塔法。尽管霍梅尼本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相当冷静、克制，但伊朗国内出现了很多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惩罚凶手、允许霍梅尼回国。

1978年1月，当局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点燃了革命的引信。受政府主使，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抹黑霍梅尼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黑色和红色的帝国主义》，这篇造谣污蔑的文章声称，霍梅尼实际上是个共产党，想和英国人串通起来颠覆巴列维国王。这篇文章还说，霍梅尼是个外国人（他的祖父出生于印度），他还是个诗人（霍梅尼的确写诗，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把霍梅尼影射为一个浪荡子）。最离谱的是，这篇文章还说，霍梅尼可能是同性恋。

伊朗的宗教界被彻底激怒了。1978年1月8日和9日，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警察先朝天空开枪，当人群继续向前冲的时候，他们向人群射击，打死了数名示威者。抗议活动渐渐如潮水一般，一浪高似一浪。抗议活动以一种奇特的40天的韵律慢慢积累能量：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过去40天之后，就会有一轮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8月6日，斋月开始了，人们在这个月会有更强烈的宗教感情，他们聚集在清真寺里，激烈地讨论政治问题。8月19日，阿巴丹的一家电影院着火，安全门从外面被人反锁，370人被活活烧死。事后发现，这场悲剧是一个极端宗教组织所为，但在当时，人们群情激愤，纷纷指责国王的秘密警察就是凶手。示威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壮观，从几千人到上万人，然后到了20万人、50万人、上百万人，参加示威游行逐渐成了人们每天的最主要活动。在沸腾的人海之中，示威者找到了安全感，也感到历史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巴列维国王曾经坐着直升飞机飞过示威人群，他知道什么地方不对了，但他就是想不明白，到底哪里不对了。他问英国驻伊朗大使帕森斯（Antony Parsons），为什么他为人民做了这么多，人民却起来反对他。帕森斯说，想想伊朗历史上的革命，1892年纳斯雷丁国王、1906年穆扎法尔丁国王，都是被毛拉、商人、知识分子一起拉下马的。巴列维国王马上打断他的话：“不要把我和他们相比，我为伊朗做的事情，超过了2000年来任何一个国王所做的。”

从11月起，工人开始罢工。如果只有学生上街游行，巴列维国王并不会太担心，但工人罢工，尤其是石油工人罢工，直接动摇了伊朗经济。石油产量迅速跌至正常时期的20%左右。伊朗已经陷入瘫痪。11月5日，巴列维国王发表电视讲话，他承认，人们的“革命”是有道理的，国王会很快解决腐败问题、推行民主政治。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人们再也不愿意听到国王的任何许诺，他们的唯一要求是国王下台。到了1979年1月，整个国家已经失控，在很多城市，人们自发地维持社会秩序，就连在德黑兰，警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政府派出部队镇压示威游行，但有的士兵会把枪口调转，对准自己的长官。如果示威者发现人群中有混进来的秘密警察，愤怒的人群会把他们打死。1月16日，巴列维国王坐飞机离开了伊朗，声称要到国外养病。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飞回德黑兰。

革命者总以为革命成功是自己奋斗的结果，在很多时候，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对手的失误。一个政府要失败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人们不再相信它说的所有的话？一个政府要无能到什么程度，才能让绝大多数人相信参加革命是一件相对安全的事情，才能让革命的星星之火经久不息地不灭？革命失败才是更为正常的结果，因为革命一旦取得初步的成功，就容易自我分裂、自我毁灭。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来自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都团结在霍梅尼的身边。这就像从云到雨，水汽需要凝结，而霍梅尼就成了1979年革命的凝结核。当时，有两只最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一是要求建立伊斯拉国的宗教力量，二是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自由派力量，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第一只力量很快就吞噬了第二只力量。

即使在革命的火焰最为璀璨的时候，也不可能是全民参与。1979年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而伊朗的大部分人口是在农村。即使是在城市，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更为关心的是每天的生计，而非宗教的热忱或政治的理想。还有一些人，或出于智慧，或出于世故，对革命的狂热不以为然。一位老年妇女站在参加游行的学生们面前，跟他们说：“国王和他的家族确实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他们已经被喂饱了，而且他们确实会给人们发钱，那些毛拉的口袋却是又大又深，等到他们把自己的口袋装满，什么都不会剩下来给我们。”一个学生参加完游行回到家里，他的邻居，一位妇女面带嘲讽地说：“你知道革命成功后我们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吗？到了冬天，我们连暖气都不会有，你就等着用你的左脚暖和自己的右脚吧。”

一百多年过去了，伊朗仍然沉湎于革命的轮回之中。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1979年伊斯拉革命已经过去30多年了，2009年的阿拉伯之春也过去五年了。多少人仍然痴心不改？多少人已经心灰意冷？又有多少人不敢回首往事？历史往往是这样的：我们得到的，和我们想要的并不一样。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Michael Axworthy, 2013, Revolutionary Iran: A Histor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Penguin Books. Axworthy曾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现为University of Exter的波斯与伊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