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点，如果硬要说有特点，就是善于怀疑和批判，读任何一本书，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都不会把它当作“知识”来看待，不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它的对与错。而是抱着“看看别人怎么说”的目标去读书。我有自己的对错标准，那就是一套理论必须做到“自洽”，也就是所说的“内部逻辑一致”，即俗话所说的“自圆其说”，如果你说不圆，自相矛盾了，我就否定你。
对一个事物的肯定或者否定，这就是“认识”。为了能够认识这个纷杂的世界，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书架下站着几小时去读哲学类书架上那些几乎没有人去触摸的哲学书本。感谢中国的那些被人看作是书呆子的哲学教授们，从他们的“引见”下，我知道了认识论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理论，那就是我在很多帖子里反复提到的“休谟法则”。为何没有否定这个休谟法则？因为它自圆其说了，没有办法否定它。这个法则下面还会提到。
基于“自圆其说”这个标准，我在大学里学“物理化学”时，就对“熵”的概念产生了怀疑，苦思冥想若干年后，终于认定熵理论是物理学里的一大败笔，因为“熵”概念打破了热力学自己坚持的变量逻辑，也完全违背了数学中关于变量性质的认定逻辑。由此认定，热力学当中基于熵概念的所有结论一定是有问题的。
同样基于这个“内部逻辑一致”标准，我认定西方经济学这个充满了内部逻辑矛盾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失败的理论体系，思考的结果写进了《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西方经济学不仅是理论失败，而且没有任何实例说明它是成功的，那些被认为成功的例子，无外乎是什么人准确地预测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像凯恩斯说过，长久地看我们都会死一样。
********
言归正传。
在中国人口政策何去何从的争论中，主张放弃计划生育的人有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武器，那就是易富贤教授2007年出版的《大国空巢——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我支持计划生育，但并没有像易教授这样详细地研究过中国的人口数据，只是从自己对社会方方面面表现出来的问题的思考当中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太多”，诸如高考大军、就业大军、民工潮春运潮、入托排队入学择校、低工资低收入等等等等。但是，观点对立者频频祭出易教授的《大国空巢》这本反对计划生育的圣经，迫使我也不得不找这本书来读，所谓知己知彼嘛。
但浏览《大国空巢》之后，没有得出和易富贤教授同样的结论，而是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大》中列举了很多数据，但也不是学术界所要求的那种可以被其它人重现的事实数据，而是很多“据说”，据某某人口头所说。这正是科学的研究所忌讳的。当然，人口数据是事实判断，而人口政策的取向却是在做价值判断，即便是真实的事实数据，也不可能得出一个确定的价值判断，否则就等于是否定了休谟法则。
因此，易富贤教授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哲学“错误”。之所以在错误一词上加一个“”，是因为这种错误不是易富贤教授一个人的，而是众多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都在犯的一个错误，法不责众嘛，只好留点情面了。这种错误就是试图从事实当中寻找自己价值观点正确的证据，殊不知，事实决定不了价值，休谟法则给出的“二岐鸿沟”难以逾越。社会学到处充斥着价值判断，观点主张者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民众”“我们”，在没有取得多数认同的情况下，便试图从客观数据当中寻找支持，试图用事实的科学性来左右听众的价值判断，然而，这是多此一举于事无补，同样因为休谟所发现的“二岐鸿沟”。
用虚假的数据来为某种价值判断观点做“证据”，这种事情我在沉淫经济学多年之后见识的多了，不奇怪。在计生问题上有没有易教授所说的数据造假？我不敢否定，而且是宁信其有，因为在中国统计数据失真含水的事情是常事，不足为怪。就像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我们难以从美国政府口中得到真实的数据一样。打不打叙利亚，和叙利亚的化武事实究竟如何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只有在懂得休谟法则之后，才会（？）改掉用事实为价值作证的伪科学毛病。
《大》中给出了易富贤教授自己的研究成果，那就是人类发展指数（HDI）与总和生育率（TFR）呈高度的线性负相关。但易教授用这个成果来解释计划生育政策误入迷途，真的是出人意料，正应验了休谟法则。这个结论“本来”可以更顺理成章地被主张计生的人所引用，他们本来的主张就是要用低生育率（TFR小）来达到高的发展指数（HDI大）嘛，易教授这岂不是授反对者以柄吗？按照这个研究结论，附加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基本假定，在追求发展（HDI大）的今天的中国，岂不是意味着更有必要搞计生了吗？
《大》中也表现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中立立场。主张计生者确实有不少人指责说中国人口泛滥是毛泽东倡导人多力量大的结果，易教授用他自己的研究数据说明，这既不是毛泽东的功劳也不是他的罪过，因为没有搞计划生育的台湾、印度等等同时期也人口激增。
但是，易教授却忘记了把这个中立的方法同时用于计生国策。要知道，主张计生和反对计生，不过是人口政策的两个方向，在数学模型上可以用一个变量表示，只不过是取值不同而已，如果一个方向上与人口无关，无功无过，可以逻辑地推论，在另一个方向上也是无关的（除非把这个人口（政策）函数解释为分段函数），即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低和计生无关，既不是计生的功也不是计生的过。否则解释不了为何没有计生的台湾香港澳门韩国也会有如此低的生育率了，这些国家的低生育率数据也是《大》中提供的。
就业难被主张计生的人拿做来作为计生必要性的理由之一。大概是反对计生的人也对就业难这个事实难以否认，便为了需要而提出一个“人口可以自行创造出就业岗位”的理论，说什么“每两个单纯消费者（20岁以前的人群）就会创造出一个就业岗位）”，说穿了这不就是“因人设事”吗？
当然，要不要搞因人设事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在“以人为本”的思想被认为不可否定的正确的情况下，因人设事也是以人为本啊，有何不可？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如此庞大，我们的军队如此臃肿，我们国企的管理人员人浮于事，我们可以撤掉公交上的自动售票改回售票员跟车值班，我们为了自己将来的更好就业催生了各种职业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这不都是在创造就业机会吗？
但我们可有为这种就业创造而欢欣鼓舞？
易富贤在《大》中直接否定了人口多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而且提出了相反的理论，即人口可以自行创造就业，这个理论的脉络就是，人口多，需求多，消费多，市场大，生产多，因此就业就多。
乍听起来似乎很逻辑呀。但是认真思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漏洞。第一，人的需求是无限多的，尤其是非必要需求。所谓“欲壑难填”“私欲膨胀”“多多益善”就是这个意思。这不以人口多少为依据。那些发达国家的人口都比中国少，没有听说人家因为人少就相应生产减少的。
第二，生产和就业也没有必然关系，这取决于生产水平。只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才会需要庞大数量的劳动力，像从事简单组装的富士康生产线一样，多开一条就多几十个女工。但全世界生产方式的总趋势是机器取代工人，是排斥简单劳动力的。
如果易富贤教授的这种人口多就业多的理论可以成立，那么可以给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了（可惜我说了不算啊）。《大》书2007年出版，美国自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失业率急剧攀升，直至两年后达到两位数水平。此时易教授只需要把人口多可以提升就业的策略介绍给奥巴马总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很大——连克鲁格曼这种预言美国会发生经济危机的乌鸦嘴都能获奖，易教授如何不能？甚至现在都为时不晚，只要让美国移民局放开移民限额，大量从非洲从中国移民，不就可以解决美国的就业困局了吗？不过，易教授面临的困难是浅而易见的，首先得用这套理论说服原居民的排外心态。
易教授采用的逻辑是把人口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途径，这种本末倒置颠倒因果的逻辑真的令人啼笑皆非。如果就业不是一个问题，又何须解决它（不管是用增人之法还是其它方法）？
第三，人口和消费也不是成比例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需求靠分配来满足，人口就是负担。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需求不是指欲望，而是指“支付能力”，肚子饿不见得你就走进饭店吃饭，而是你口袋里还要有钱，否则你的需求只能是经济学上的“无效需求”，构不成消费。穷人再多，也对生产无补，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没有人会为无效需求而生产。
《大》中尽可能采用了科学研究的成果，如人口增长的方式问题。易教授指责计生导致中国人口错过了千年一遇的大发展时期，导致人口结构变成了可怕的S型。
这听起来很科学很专业的，不过我恰好还知道生物学当中有一个“种群增长的S曲线和J曲线”这回事儿，没有被易教授的科学论述所迷惑。在没有任何计生政策的动植物界，种群的数量变化也会有一个某种曲线这类变化，而不是一个被人类认为合理的某种可稳定持续发展的平坦线。可以说，即便是人类不对自己的生育采取任何干涉（不论是正向干涉还是负向），人口数量就变成了一个纯生物学的“种群数量”问题，充其量表现为生物的自然特性，还是照样会出现S形或J形或其它什么形状。
而罗教授为了反对计生，极力否认存在一个“资源”问题。但是，生物，只要人还算是生物，本来就存在一个资源问题。上面提到的生物性种群增长方式理论，就是一个资源和种群数量关系的理论。自达尔文就知道，生物的生存，是适者生存，什么叫“适”？当然就是指数量和资源的适应，资源不足，生物种群就会减少，资源充足，种群数量就会增大。食物链中下级生物就是上级生物的生存资源，下级生物种群减少了，上级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就受到威胁。
我还知道，生物学中有一个“资源的生物承载量”问题。易富贤教授不知道听说过这个名词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已经在运用在了畜牧业方面。
人也是生物。我们现在都知道“城市病”和“城市过度膨胀”这些词语，这些问题应该可以归并为“资源的生物承载量”吧？
没有资源问题，候鸟就不用南北迁徙了，角马也不需要冒死渡河了，公兽无须为配偶而搏斗了，熊蛇也无须冬眠了，牧民也不用转场了，资本也不需要考虑投资成本了。
自古以来，如果没有人口和资源的矛盾，该有多少战争会被避免？坐在金山上颐养天年就可以了，何须征战杀伐侵略掠夺？
以上的辩解只是要说明易教授观点的内部逻辑矛盾，在资源问题上，我并不赞同用生物学理论来解读人类社会，因为前者是自然科学，是事实判断，而后者是社会学，是价值判断。而且“人”本来就是“不自然”，就是自然的异化和反自然。
自然界什么样子？
狮子和角马的关系可以保持千万年，在于狮子不会去捕食所有的角马，它会吃饱了就睡，尽管他们知道角马走了之后会饿肚子。
松鼠到了秋天就会采集种子储藏起来以备过冬，但是它只是储藏够过冬的量就够了。尽管它知道来年春天是青黄不接。也没有听到说猫冬的某只松鼠因为吃完了它自己冬储粮而跑到另一个松鼠窝里抢食的事情。
狮子捕到了猎物，还有猎狗来瓜分，猎狗吃完了，还有秃鹰在等待，资源被利用到极致。
而人类不是这样。大鱼捕完了，就用绝户网捕捞鱼子鱼孙；内河的捕完了，就跑到海上去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国内的没有了，就去占领邻国的。欧洲的瓜分完了，就漂洋过海去占有美洲的，而且反客为主。人类不会满足已有，只有更多的占有。
所以，用资源总量来看待人类社会的问题，不是弱者就是别有用心。人类不仅仅时时刻刻存在一个资源问题，而且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属于自己的资源还能不能再多一点的问题。
既然人类如此“不自然”，那就不必用自然的法则来解释人类。
竞争这个词怕是每天都会听到吧？竞争什么？不存在资源问题还有什么竞争？
易富贤在《大》中提到古代用“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调控人口，这真是一个新观点。我从来没有听说“左手”是先人用来调节人口的，而且认为，易教授所说的这只“左手”的几根指头（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每一根都和资源密切相关——瘟疫和自然灾害是环境资源的问题，战争是为了以“战斗”“争夺”资源，饥荒则直接就是资源困乏。
易教授一面全盘否认人口面对一个资源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出主意想办法说人类会为生存去开发资源甚至创造资源。这真是欲盖弥彰了，不存在资源问题还去解决它干吗？
近年来被广泛重视的环保问题，也是一个生存资源问题。由于环境无国界，导致环境问题成为了国际问题。而各种环保政策，其实就是人类针对自然环境实施的计生政策。而各国之间对于碳排放的配额安排，其实就是对工业化生产的一种限制性安排。这就是说，人类已经协同起来控制生产规模和污染速度了，而不是罗教授所说的为了不存在的资源问题而去以人为本地扩大生产。根据休谟法则这种价值中性理论，自然界本身整体上对人类是价值中性的，人类要想人为的用工业化方法从自然当中获取利，就必然同时留下弊，污染和生产是一个孩子的左右两个脸。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希望以高速的工业化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包括人口带来的需求，而欧美发达国家却以环境之名，通过碳排放这个手段千方百计限制他们的工业化。这其实就是另一种战争——一种灭绝落后民族的手段。
《大》中提到中国“未富先老”，但是富和老也没有多少关系。
首先，老龄化不是一个问题。老龄化的另一种说法叫做“长寿”，是人们普遍的追求，这一点无须赘述。无论是搞计生的还是反计生的人，没有听说谁想早死而不愿意长寿的。那些把“老龄”当作一个问题的，都是指别人的老龄，而不包括他自己。构成发展指数HDI的三大参数之一就是寿命，寿命越长，HDI值越大，被认为是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其次，富和老，这其实是两个有点对立的价值观念。追求富裕，需要有一个拜物教思想，要有对财富的贪婪之心或者说是锲而不舍的追求理想，天上不会掉馅饼，要致富就要努力奋斗（包括努力坑蒙拐骗偷），而这种奋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包括身体和寿命多少人在追求财富的人生旅途中过劳死？多少老板是长寿的？又有多少长寿老人是吃山珍海味的富人而不是过粗茶淡饭的穷日子？而长寿，取决于生活是否健康，更多的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就包括对待财富的态度。长寿老人几乎无一不是淡泊名利，对金钱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既然如此，他们就不会为追逐金钱财富而付出寿命的代价。
通俗一点，这是一个“要命还是要钱”的选择题。拜物教者也想长寿，他们的策略是“年轻时以命换钱，到年老用钱保命”，可惜，这只是自己的美好理想，在很多人都认为具有无限优点的竞争社会里，能够以命换到金钱的人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付出了命却被市场分化到了贫穷的一极。
中国人讲“舍”“得”，要有所舍才有所得，既要命也要钱，想法很正常，但是属于希望甘蔗两头甜的贪婪，想什么都得什么也不愿意舍。而贪婪之下，长寿是注定不易的。长寿之人都淡泊，不贪婪。这就是《大》提到的国产俗话“财丁不能两旺”的正确解读。
《大》中也提到“人口红利”这个热词。但是，这个人口红利却是一个十足的伪科学观点。它完全有意识地掩盖了价值判断的主观性，把“利”装扮成了一个属于全民的东西。而实际上，谈到“利”，一定有一个属于谁的问题。“人口红利”的确是存在了，但必须看到，是谁的人口？是谁获得了红利？一套售价几百上千美元的西装，用流水线上密密麻麻的中国缝纫女工来生产，保障的是外国的利润。说穿了，居民用自己的人口让厂商获得了利，穷人用自己的人口保证了富人的利，是中国的人口让外国资本获得了利。
利，从来都不是平分的。利益阶层这个词要时刻记得，不要空泛地谈论“利”字。现在得利阶层还都在用人口红利来忽悠，希望继续用广大民众的人口来保证少数人的红利。
《大》中还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就是工业化通过“右手”压迫人口，降低生育意愿、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使得生育率降低，出现严重老年化，社会难以持续发展（越穷越生，越生越富，越富越不生）。
真的有“越生越富”进而“越富越不生”这种事情？
“越生越富”可以说是易教授的一个十足的杜撰。贫穷的国家现在的生育率都不低；中国1942年很穷，但人口当时就是世界第一。没有见到非洲兄弟们越生越富。
至于“越富越不生”更是逻辑不通。易教授大概是想解释为何不搞计划生育的发达国家也会和搞计生的贫穷中国一样，都落得个生育率越来越低的“下场”。
我承认，生育繁衍是一切生物的本性，当然也是人的本能欲望。但是，行为学给出的原理是：结果=欲望*可能，既然指责计生压制了人的生殖欲望，说明是承认人的生殖欲望的合理性的，而富人之财富又提供了生育的条件，既想生又有条件有能力生，怎么会得到一个“越不生”的结果？难道富人都是不育症？就算是财富导致不育症，富人也该会不惜金钱去治好不育症的吧？实际上，富人不仅仅不少生，而且还很多没有在册的“私生子”，这些私生子的存在恰恰是他们既想生又有钱的结果。
对于发达国家为何也出现低生育率这个现象，我有一个解释，大家不妨听一听是否我的解释的比易富贤的更“圆”一点。
发达国家之发达，指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这个“富”是总量判断，而不反映财富的分布情况。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果，就是贫富分化，巨大的财富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而大多数人属于穷人。富人既想生又有条件生，当然不存在越富越不生，但是富人是少数，再怎么高的生育率也弥补不了大多数穷人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总体生育率的下降。
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资源问题中包含着的另一个本质问题，这个本质问题就是被有意识“忽略”了的所有制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就是在私有制体制下，资源都是有主的，除了争夺起来会付出难以承受代价的极地公海等资源之外，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不被人声称拥有的资源了，即便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被称为“公”的资源，也时时刻刻处在私人贪婪的目光注视之下，时时刻刻准备一分了之。一个国家资源总量不论再多，如果掌控在少数人口手中，他们依仗资源和生育本能带来的人口增长也难以弥补因为缺乏资源而想生不敢生的穷人带来的人口下降。
退一步想想，假如“越富越不生”是规律，那也算是人们的主动选择吧？为何要用鼓励生育的政策来对抗大多数人不愿生的意愿呢？如此执意和大多数人做对，还是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吗？
如果按照我的这个解释来解读易教授的“HDI和TFR线性负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个成果还真的是一个成果呢！可惜，易富贤为了避免被解读为计生必要性而宁愿把它解读成谁看了都会怀疑的“越富越不生”，可真是糟蹋了易教授的心血了呀。
莫非易教授这么做是舍掉孩子去套狼？还仅仅是陷入了自己的定式思维？
《大》也对中国人口的走势做了自己的分析，结论就是，“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7亿，1978年以后出生的5亿，1988年以后出生的3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华民族基本灭绝。”
这个由对计生的反对演变而来的对中华民族的诅咒可谓恶毒之极！大概罗教授认为不如此耸人听闻大概不足以赢得支持者。这个恶咒的前提有两个：第一，计生就是0胎，就是绝育。这几乎成了所有反对计生的人的一致手段，让生一个就是不让生，把1等于0。第二，现在的独生子女都会选择丁克，不再生育。因此，到了2046年，中国就不再有一个育龄妇女了。第三，假设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会一成不变地执行到2085年。
可惜的是这三个前提全部子虚乌有，因此，2085年中华民族会因为计生而自我灭绝，也仅仅是易富贤以怜悯中华民族的名义对中华民族发出的诅咒而已。
《大》中引用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当中的“少年强则国强”来鼓动人们多生，以多生达到强国。我提醒读《大》的人注意，首先，强和多不是一个概念，易富贤偷换概念这种手法太低级。要靠人头打群架抢夺资源吗？第二，梁启超时代中国人的生育率是多少？那时还没有搞计生已经是人口第一的中国缺人吗？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不是呼吁中国人多生育的，而是面对着乌乌泱泱的弱少年中国发出的强国呼吁。日寇入侵和八国联军来侵的时候，是敌众我寡吗？
有人对这个问题倒是想得开，只要多，不要强。李蒙记者要大家用“一群羊也是放”的心态对待下一代的抚养资源问题。这种人口的粗放式生产模式，带来的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少年强”吗？
与之相反，被诟病的计生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强调“优生”，而不是滥生，优生才是梁启超所要求的“少年强”。
《大》中也谈到了计生政策的道德评价。这是所有攻击计生政策者都会祭出的一个“必杀技”。那么我们不妨谈几句关于道德论方面的基本常识。
道德问题，是人类社会的独有问题，不是自然科学，是社会学的范畴，也就是说是基于价值判断的，而且是用于评价人类自身行为的。我们不会去评价猎狗抢夺狮子的猎物是否道德，也不会评价鳄鱼伏击角马是否道德。自然界本身不存在道德与否的问题。
在计生问题上，道德不道德，只有单选没有复选，不可能是定一个生育率指标，不在这个指标上就是不道德，达到了这个指标才是道德，没有这个逻辑。易富贤的计划生育指标是2.3，但易教授没有解释说为何2.3才是道德的，为何小于或者大于2.3就成了不道德。为何生1个和生5、6个都是不道德的？为何生2.1个就是道德的？反对计生的惟一合理结论就是彻底放任生育。只要有生产指标，就得有生产计划，只要有人口指标，那就是计划生育。
都是搞计划生育，只是手段方式不同而已，把别人确定的指标斥为不道德，而把自己认定的指标标榜为道德，易教授这种自行爬到道德高地上对别人进行指手画脚的道德评价的办法实在不怎么高明。
《大》中论断说，“要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家庭不让生、不愿生或者养不起三个孩子，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短短一句话有三个浅显的错误。第一，把一胎诬蔑为不让生，令1=0；第二，如果主流家庭不愿生的话，那也是民意而且是主流民意，鼓励多生就是对抗民意而不是标榜的顺应民意；第三，养得起养不起就是一个资源问题，而易教授的一贯观点是不存在资源问题。
其实，无论是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还是计划生育要实行的人口缩减以主动适应资源的目标，或者是易富贤教授的人类会自行开发资源以满足人口之需，或是把生育指标从1调整到3，等等等等， 无一不是表现出同一种思想，即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狂妄。
《大国空巢》这本书字数还真不少，提出的哗众取宠的论点也一大堆，一时半会儿一个帖子也评论不完，今天到此为止，以后有空有兴趣的时候再扯吧。欢迎扯友。
阅读链接:
评<大国空巢>: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971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