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尔哥：思想家和行动者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铺陈溢美之词，给予杜尔阁最高的荣誉。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科学家之一，说他是行动中的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们应该为这样一位富有才华的同行而骄傲。
雅克·杜尔哥（Jacques Turgot 1727-1781）出生于诺曼底一个贵族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国务顾问，国王参议会主席及巴黎市最高行政长官。作为家中幼子的杜尔哥曾被寄希望于从事神职工作，在著名的索邦神学院毕业后，曾经担任过修道院副院长。但杜尔哥关注现实世界，关注社会经济运行及国家的命运。他喜欢研读思想家的著作，喜欢思考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修道院工作期间，曾经写过分析约翰·罗货币改革的文章。
转入政坛之后，杜尔哥的发展很顺利。1752年被任命为代理检察长,次年又晋升为衡平法院院长。成为官僚的杜尔哥保持着学者的风格，他喜欢阅读和思考，喜欢与思想学术界的精英们交往。他积极参加学术沙龙，成为启蒙主义者狄德罗、达兰贝尔的朋友。杜尔哥还经常参加魁奈组织的重农学派的讨论会。在魁奈面前，杜尔哥是个学生。他接受了魁奈的某些重农主义观念，如自然秩序，纯产品等等。但他不愿意成为一个宗派的成员，他与重农学派总是保持着一定距离，不仅是行动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距离。通过保持这种距离，他能够坚守自己学说的独立性。作为经济学家的杜尔哥的思想导师是当时的商务总监古尔内（1712-1759）。熊彼特说，古尔内对经济学历史的意义在于，一是宣传了坎蒂隆，二是教育培养了杜尔哥。古尔内曾经是大商人，后来捐官成为商务总监。古尔内被认为“自由放任”的首倡者之一，他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商业垄断。杜尔哥曾经陪同他进行商务巡游，接受了他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古尔内去世后，杜尔哥写作了悼念文章《古尔内颂》，阐述了自己的自由主义观念。杜尔哥认为，在市场活动中会存在一些损害效率和公正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有理由干预市场。市场有自我矫正的能力。对于市场中的欺骗和伤害，期待政府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就如同要求政府为所有可能摔倒的儿童都提供床垫一样。那些被欺骗的消费者可以从中学习到经验，不再与行为不端的商人打交道，而商人将会陷入信任危机而受到惩罚。杜尔哥的这一思想被认为是后来的哈耶克自发扩展的市场观念的重要来源。
1761年，杜尔哥被任命为利摩日州州长。利摩日州的现实是当时法国财政混乱，经济不振，人民穷困的一个缩影。杜尔哥试图进行经济制度改革以改变现状。他改革了人头税，以货币地租代替徭役；他推动了谷物的自由流通以促进农业发展；他组织修建公路以促进生产和贸易。其间，杜尔哥定期回到巴黎，参加思想学术界的聚会。他与当时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的大卫·休谟相识，还通过休谟结识了斯密（斯密于1765圣诞节到1766年10间居留巴黎）。杜尔哥与斯密一起参加过魁奈的讨论会，还单独在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后来，斯密准备出版《国富论》时，杜尔哥还为他提供了一些关于农业税的材料。
杜尔哥一生写过大量与经济学有关的文稿，其中主要是报告、备忘录、总结、信件、通告，只有少量论文。毕竟，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学者，而是一个公务人员。而且，他是一位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官员。杜尔哥最重要的经济学作品《关于财富的收入和分配的考察》也不是一部内容系统而结构完整的著作。这部不完备的作品因为思想深刻而被看成是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这部著作还与中国有着某种关联。1763两位在法国学习神学的青年学成后准备回国。杜尔哥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写信向他提供相关信息——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而且其政治经济制度被欧洲的思想家们认为是世界的典范。杜尔哥向两个中国留学生提出了52个问题，内容主要涉及财富生产和分配。为了帮助不具备经济学知识的他们理解这些问题，杜尔哥对有关经济学原理作了解释。这些解释就构成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内容。《考察》相当于一个经济学学习的辅导手册，杜尔哥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它。杜邦当时主持重农学派的理论刊物《公民评论》，因为缺稿，希望能够刊发杜尔哥的《考察》。在杜邦的一再请求下，杜尔哥勉强同意。杜邦在出版《考察》的时候，自作主张地对杜尔哥的文稿进行了增删和修改，在中间穿插进若干重农主义的东西。后来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说，《考察》中那些重农主义的东西在文章显得格格不入，删除这些内容并不影响其余内容，反而能够增强前后的一致性。
《考察》一书由长短不一的101节构成。全书不过几十页，有的节只是一段话，谈不上分析；有的节相对长一些，有一些简要的分析。其内容大致来说有两部分，前面28节，主要是重农主义思想；后面的73节，是关于价值、价格、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的内容。重农主义思想部分，有很多重农学派的教条，比如说农业是财富的惟一来源，“农夫是惟一的劳动产出超过自己劳动工资的劳动者，所以他们是所有财富的唯一源泉。”（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P6）。这些教条的偏狭和混乱有着重农学派的特点，同后面关于利润及利息的分析的深刻洞见形成明显的反差。不过，杜尔哥还是对魁奈的某些重农主义思想做出发展。魁奈将纯产品理解为单纯的自然的赐予，这种解释本身有着神学的性质；杜尔哥将纯产品理解为自然与劳动结合的产物，这就将这个重农学派最基础的概念从神学外衣下揭示出来。在阶级结构划分中，魁奈将整个社会分解为土地所有者阶级、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在这里，农业生产中拥有生产资料的农场主和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出卖者农业工人是同一个阶级，城市工业中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与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也是同一个阶级。这种阶级划分完全忽视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存在严重错误。杜尔哥的划分有了很大改进。他不仅根据生产资料占有区分了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劳动者，工业资本家和工业劳动者，还对不同阶层收入的来源和性质进行区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杜尔哥将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了最高峰。
在重农主义之外的其他经济问题讨论中，杜尔哥有着若干卓越的认识，这些认识甚至具有现代经济学的某些意味。杜尔哥是历史上最早对“资本”概念形成清晰认识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他看来，资本就是转化为投入的积累的价值。资本来自储蓄。他反对重农学派关于储蓄是国民经济的漏出的观念，强调储蓄与窖藏的不同。储蓄并没有漏出，他通过预付或者投资转化为资本。杜尔哥强调了资本的运动特点，强调资本只有经过不断的运动才能带来增值，产生利润。在对利润形成的分析中，杜尔哥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在杜尔哥那里，资本家和企业家是一体。因为资本家—企业家同时从事生产经营又承担着不确定性，因此其收入即利润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补偿资本家的投入用于另外一项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二是对他的劳动、操心和技能的报酬；三是对他承担的风险或者不确定性的报酬。杜尔哥的卓越创见体现在对利润的第一个构成部分的理解。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所放弃的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就是所选择的投资的“机会成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机会成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说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而选择的关键是对机会成本的分析和辨识。杜尔哥虽然没有“机会成本”的概念，但他已经有了这样的观念，这充分证明了他思考和分析的深刻。
在后面对“利息”的性质的分析中，机会成本的观念也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货币，杜尔哥继承了约翰·洛克留下的许多遗产。比如，关于货币的性质，杜尔哥认同洛克关于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是契约约定的结果的观点。他说某些地方用“一只羊”来表现价值或者作为流通手段，在这里，“一只羊”就不再是一只羊，而是被约定为价值的一般代表。这种价值，也就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自然是虚构和想象的。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形式发展，讨论到扩大的价值形式时，很巧合地将“一只羊”作为等价物，也强调了作为等价物的“一只羊”不是一只羊而是价值的代表。关于利息率，杜尔哥也承认作为货币的价格，利息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不过，对于利息的性质的认识，杜尔哥要远远超越他的前辈。杜尔哥是在为借贷进行合法性证明的过程中涉及这一问题的。他说：“贷款是由双方自愿达成的互惠合同，能达成这种合同的唯一原因是对双方都有利。……如果有人认为，贷款者利用了借款者对货币的需要迫使他付利息，则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就像我们说面包师卖面包时利用了他的顾客一样。如果在后一场合，货币是买主所买面包的等值物，那么借款者当天所收到的货币，就同样是他答应贷款者在借款到期时归还的本金和利息的等值物。”（P61）出借的货币与收回的货币必须等值，但二者在数额上并不相等。收回的货币在数量上等于本金加上利息，因此现在货币与未来货币的差额就是利息。可见，在杜尔哥这里，有着货币的时间价值的观念。至于货币的时间价值产生的原因，除了由于时间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或者风险之外，就是机会成本。杜尔哥认为，货币可以在运动中增值。贷款者放弃一定时间的货币资本使用权，也就是放弃未来一定时期内利用自己的货币获取利润的机会。这种机会成本性质的损失，需要以利息的形式得到补偿。在74节《货币利息的真实基础》中，杜尔哥对借贷利息的进一步辩护体现着他强烈而清晰的自由主义倾向。利息合法性证明中，所有的其他原因都是次要的。“唯一的理由是，他的货币是他自己的。既然货币是他自己的，他就有权保有它，没有任何东西规定他有出借货币的义务；如果他借出货币，他就可以给贷款加上他所选择的条件。……他的货币是他自己的，这一点就足够了，这是与财产不可分割的权利。”（P63）以天赋的神圣的财产权利为利息辩护，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后来边沁的《为高利贷辩护》，应用了杜尔哥这一重要思想。
杜尔哥不仅是思想家，还是行动者，实践家。1774年路易十四上台，任用杜尔哥为海军大臣，后又改任财政大臣。杜尔哥上台后，针对各种经济流弊，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国内自由贸易，取消行会特权；结束农民的强制性无偿劳动，对土地所有者征收地租税；削减政府开支，提高政府信用；提倡择业自由、宗教自由，普及教育。在那样一个高度专制的体现下，杜尔哥的改革被看成是一种唐吉可德式的疯狂，它严重触犯了行会、大土地所有者甚至皇室的利益，还严重侵犯了教会的权威。各个利益集团对他展开了疯狂的围攻，皇后玛利亚·安东尼特甚至要将他投入监狱。路易十六最后不得不将他解职。任职不到两年，杜尔哥下台，他雄心勃勃的改革也被废止了。杜尔哥的改革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影响，甚至被看成是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前兆。
马克思说杜尔哥是个伟人，因为他符合于自己的时代。当代俄国经济思想史阿尼金说：“杜尔哥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集深刻的革新者的才华、实践家及国家活动家的出色才能于一身，这样的人物在经济科学史上实不多见。”（阿尼金：《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P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