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渊源
在经济思想史上，大卫·休谟的地位的重要性与亚当·斯密有关。作为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先驱者，休谟对斯密思想的形成应该有过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尽管斯密在其《国富论》中除了重农学派之外，很少对其他思想家表达敬意。不仅通过斯密，大卫·休谟对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在现代经济学中还有一些直接的体现，如货币数量论及硬币流动及国际贸易自动平衡机制等。
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出生于爱丁堡一个没落贵族家庭，薄有地产。因为父亲早丧，母亲一人养家糊口颇为艰辛，加上又遭遇火灾，上了两年大学就退学回家。先是自学文学和法学，后来阅读了洛克、贝克莱等人的哲学著作，产生浓厚兴趣，于是将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辍学后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水果铺学徒，并不如意。1734年赴法国学习。曾经在安茹的拉弗莱舍住过两年，在笛卡尔的母校耶稣会中学的图书馆大量阅读法国哲学文献。其间，开始写作他一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人性论》。1737年，完成《人性论》前两卷后回国。1739年《人性论》出版，那一年休谟才28岁。后来熊彼特讲“神圣十年”对学者的重要性，休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家庭经济困窘，休谟对于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不仅有着学术上的期待，也有着经济上的期待。但是，这本书“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 “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之后休谟曾经委托友人帮忙介绍家庭教师的职务，也未果。休谟以为《人性论》之所以没有取得市场的成功，可能与部头太大有关，也与写作上过于严谨过于深奥有关，于是决定改编再版。他通过斯密的老师哈奇森与爱尔兰出版商联系，也未果。
《人性论》之第三卷之第二章《论正义与非义》中，讨论了财产权的起源、财产权的确定原则以及财产转移的问题。在休谟看来，因为人的需求是无限成长的，而用于满足需求的资源是有限的，在人性自利的背景下，这一矛盾必然导致对财产的争夺，这使社会的和谐成为一个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排他性的财产权，确定人与人之间关于财产的法律边界，规范人与人之间关于财产的行为。将财产权理解为一种基于资源有限性及人的自利本能的社会契约的结果，这是休谟的一个重要认识。这一思想在后来的《道德原则研究》中得到更加清晰的阐释。
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承受家庭经济压力的思想家，休谟一直向往大学讲坛。这样一个职业，可以满足学术研究的兴趣，同时又有相对稳定的收入。1744年，休谟向爱丁堡大学自荐担任伦理学及精神哲学教授，校长以《人性论》的反宗教倾向而反对；1750年，原任校长离开后，休谟再次向爱丁堡大学提出担任逻辑学教授的职位，他的反宗教倾向仍然是个障碍；1752年，斯密由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改任薪酬更高的道德哲学教授，逻辑学教授职位空缺，休谟通过朋友提出申请，他的宗教倾向再次阻碍了他。那时候，休谟已经是英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了，他坚定的反宗教倾向使保守的受宗教界控制的大学更加坚定地排斥他。除《人性论》之外，休谟还写作了一系列怀疑和反对宗教的著作，如《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等等。1756年，苏格兰长老会最高宗教裁判会议曾经试图对休谟进行制裁。1761年，罗马教廷将休谟的全部著作列为禁书。宗教界对休谟的迫害在下面一则轶事中有很好的体现。1770年，休谟准备盖新房，经常到郊区考察。一次，在沉思中不慎跌入泥淖之中。那时候的休谟，肥胖又笨拙，很难自己爬出来。幸而有一卖鱼妇经过，休谟向其求救。因为他是著名的“无神论者休谟”，卖鱼妇很是踌躇。颇费了一番口舌，休谟才得救。
为了谋取收入解决家庭经济困难，作为学者的休谟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与学术无关的事情，比如从军和从政。1746年，休谟担任远亲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随军入侵法国。这次准备不充分的侵略以英军的失败告终。休谟本来指望可以到法国去安心著述的，战事的失败使他的希望破灭了。1748年，休谟又以军法官兼秘书的身份，随辛克莱将军秘密出访法国。这一次休谟倒是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阅读了孟德斯鸠在这一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休谟写信与之交流。二人遂成为忘年之交，交往持续到孟德斯鸠去世。1763年，休谟担任英国驻法公使赫特福德勋爵的私人秘书，再次前往法国。后来，勋爵因为家事回国，休谟一直担任代办。这期间休谟的经济境况得到了彻底改善。他的年薪达1200镑，每年还有300镑的活动费。休谟因为无神论观点在英国颇受排挤和打击，而在法国的启蒙学者眼里，他就是英雄。在巴黎的休谟春风得意，如鱼得水，他是上流社会的宠儿，是贵族沙龙里的骄子。在给斯密的书信中，休谟甚至提出退休后要到巴黎定居，这让斯密大为紧张。也就是休谟在巴黎任职期间，斯密担任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前往大陆游学。经由休谟的介绍，斯密得以同大批启蒙学者认识，其中包括重农学派的魁奈和杜尔哥等人。
因为《人性论》并没有取得休谟期待的市场成功，他决定对其进行改写。1745年，《人性论》第一卷被改写成《人类理智研究》；1751年，《人性论》第二卷被改写成《道德原则研究》。1752年，休谟出版了《政治论丛》一书。《政治论丛》一书由若干篇论文构成，是一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文集，主要阐述的是自由自发市场的运行对和谐经济秩序构建的作用。作者在“出版启事”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人性论》一书是作者在大学读书时构思的腹稿，毕业后不久就脱稿问世。作者本人对这本书并不满意，深恐仓促复印，谬种流传，所以又彻底改写，这便是本书各篇的由来。作者希望，通过改写，把先前在论证、特别是行文方面的若干疏误加以订正。”这种说法令人怀疑。《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确实改编自《人性论》，其基本内容与原书保持着一致性，只是在层次结构和文字处理上有了一些改进。《政治论丛》却不是这样的。其中的主要经济思想，在《人性论》中并没有阐述。《政治论丛》中关于有关货币数量论、国际贸易理论的那些思想，应该是休谟在《人性论》之后研究经济问题的结果。下面主要介绍《政治论丛》中几篇学术界公认的重要论文的核心思想。
《论商业》。主要讨论商业或者贸易的作用。在休谟的观念里，商业和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是技术进步及人们需求成长的结果。随着农业技艺的进步，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出现了“多余劳力”；同时因为人的需求的成长，产生了对精致的手工产品的需要。于是，分工得以发展，制造业得以兴起，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国际贸易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商品的交易和需求的满足，还在于国民进取心的培育和社会风气的改善。通过国际贸易，“同外国人做生意所产生的好处也许就在于：它使一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奋发有为，它也为这个国家里那些寻欢作乐的纨绔子弟展示了穷奢极欲的新天地，这种奢侈豪华的生活，他们过去做梦也想不到，因而在他们心中唤起了一股为他们的先辈所未曾享受过的更美妙的生活方式的欲望。……风气一开，竞相效法，各行各业，急起直追；于是国内制造业赶超外国，提高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力求使所有国产商品达到尽可能完美的水准。”（P13）在另外一篇论文《论利息》中讲到风俗习惯的变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时，休谟还进一步阐述了商业的发展对社会风气的良性影响。“商业能促进勤奋，把这种精神带给每个社会成员，自然而然地流传开来，使人人不当无用废物与草木同腐。商业能发扬节俭，使人人安居乐业，发挥一技之长来求利；这种技艺很快就使人精神有所寄托，转移奢侈逸乐的癖好。一切勤劳的行业使人节俭，同时也使爱利得之心胜过嗜逸乐之念。”（P46）休谟关于贸易或者商业发展的伦理或者道德意义的阐述，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关于贸易的发展可以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风俗的柔润化，可以推动理性精神的培育的观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论商业》的最后一部分，休谟还讨论了气候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被叫做“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有着深刻而系统的阐述。
《论技艺的日新月异》。本篇的主题与前一篇比较接近，讨论的是科学技术进步与消费及经济发展的关系。休谟认为，科学和技艺的进步是人们需求不断增长的结果，同时，科学和技艺的进步在使人们的享受得到更好的满足的同时，激发人们的理性精神，推动人们的自由追求，培养人们的进取精神。追求享受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克服怠惰，促进勤劳。“时代精神对各行各业都会产生影响，人们的思想一旦从沉睡中觉醒，就会酝酿反应，幡然改图，力求进取，给每门技艺、每门科学带来进步。”（P19）休谟关于奢侈或者享受的一个具有洞察力的思想是认识到享乐可能具有的道德或者伦理意义。他说：“在人类的习性中有某种天生的缺点，例如懒惰、自私、冷漠等，而享受，在某种意义上说，便是矫正这类缺点的补救办法，犹如药物学上的以毒攻毒。”（P27）在他之前的曼德维尔虽然强调奢侈等个人恶德可能具有的积极的经济意义，但是对于伦理或者道德意义上的善或者恶实际上缺乏明确的判断。休谟没有向曼德维尔那样绝对，他首先赋予了奢侈或者享受以道德上的积极意义，于是其与积极的经济效应之间的“悖论”也就不复存在。休谟对曼德维尔的论断显然不满意，曼德维尔一方面说道德是政治家设计出来维护公共利益的创造物，另一方面又说罪恶对社会有利，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
《论货币》。这是休谟著作中最具有历史影响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中体现着一下三个重要思想：
首先是货币数量论。在休谟的观念中，货币“不是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而是一种使齿轮的转动更加平滑自如的润滑油。……商品的价格总是与货币的数量成正比。”(P29)“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商品增加，价钱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者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P36)尽管此前在博丹、洛克、孟德斯鸠那里，对货币数量与价格的关系已经有过丰富的阐述，但在休谟这里，这一理论被阐述得更加清楚明了，以往的不确切的认识得到了矫正。比如，在之前的货币数量论中，并没有严格区分进入交换与未进入交换的货币及商品数量，而在休谟这里这种区分被明确下来了。“与其说价格取决于国内的商品和货币的绝对数量，不如说它取决于进入或者可能进入市场的商品的绝对数量以及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绝对数。” （P36)货币数量论是一种以货币数量解释价格及其变化的理论。在经济学的历史上，货币数量论是最早完成系统构建的理论之一，它最早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最早完成其形式化的进程——在费雪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及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中。而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并看成是古典货币数量论最经典的表述，也是现代货币数量论研究的重要起点。
其次是货币均衡与经济机会的转移的规律。休谟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而只是用来方便交换的工具。在货币与商品之间存在某种均衡关系，当货币数量超出均衡水平时，将会流出；而当货币数量不足时，将会流入。这种自动的市场均衡关系可能会造成经济机会在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不断转移。一个国家因为某种产业的发展在国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出口增加，货币流入；货币的流入将使工资成本提高，于是竞争优势会丧失。如果资本自由流动的话，制造商将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成本仍然处在较低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制造商们不断钱辗转迁徙，一次又一次地离开那些他们已经使之富裕起来的国家和省份，只要哪里有廉价的食物和劳动力，他们就飞向哪里，直到他们使得这些地方也富裕起来。”（P30）关于在硬币自由流通自由铸造背景下货币适应市场需要的最优供给理论，在达德利·诺思那里有过深入分析，不过将货币均衡与产业转移结合研究，休谟的贡献还是不可忽视，尽管他的这一思想可能受到过坎蒂隆的影响。
最后是短期内货币供给对实际经济变量影响的思想。货币数量论大体上即是货币中性理论，即货币数量的变化在长期内只影响名义变量而不影响实际变量。休谟认为，如果资本的转移及货币的流动是自由的，利息和价格的决定是市场化的，那么最终整个经济将实现均衡。货币增加的最终结果将只是提高价格水平，相对价格并不发生变化。但是，在货币增加到物价上涨之间存在一个时间的间隔，在这期间，货币幻觉的存在可能会对经济有刺激作用。“虽然物价的腾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腾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段时间……只有在人们获得货币同物价上涨之间的间隙或中间状态，金银量的不断增加才有利于提高生产情绪。……工匠带着前上市场，发现市场上样样东西还是先前的老价钱，于是买回了更多更好的东西共养家活口之用，农民和菜农看到自己的货物销售一空，就乐意下回多种多产些，同时他们还能从商人手里多买些好布，因为布匹的价钱也和先前一样；这种大得其利的甜头自然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之前，必然首先刺激每个人的勤勉心。”（P33)休谟的这一认识，往往被看成是与作为他货币理论基础的货币数量论之间存在冲突，但是，区分长期和短期之后这两个认识是完全相容的。休谟关于短期内货币供给对实际经济变量影响的思想，甚至可以看成是凯恩斯半通货膨胀理论的一个早期版本。
《论利息》。在洛克那里，利息率由货币供给和需求决定，他将市场力量自发决定的利息率叫做“自然利率”。休谟更进一步认识到，利息率水平不是取决于货币存量，而是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借贷货币实际上就是借贷劳动和商品，单纯的货币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并不导致利息率的变化，只有借贷资本的供求变化才会导致借贷成本的提高或者降低。进一步，休谟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因为借贷资本的供求变化引起的利息率的变化。在农业生产阶段，由于缺乏一个储蓄者阶层，借贷资本的供给相对不足，而地主阶级有着寅吃卯粮的特点，出于维持奢侈消费的需要，对借贷资本有着旺盛的需要，于是推动了利息率的提高。相反，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因为出现了具有强烈的获取利润的冲动而对消费又比较节制的商人和制造商阶级，借贷资本的供给大大增加，于是借贷利息相应下降。在这个意义上，休谟说借贷利息的降低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标志。休谟还指出，利息率和利润率都是商业发展的结果。工商业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借贷资本的增加，既降低利润率也降低利息率。不过，他并不认为利息率和利润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论贸易平衡》。应用货币均衡理论，休谟阐述了现在被叫做“硬币自由流动及国际贸易自动均衡机制”的理论。休谟认为，一个国家试图保持持久的顺差和逆差都是不可能的。在硬币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背景下，顺差和逆差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最终实现平衡。一个国家因为贸易优势获得顺差，货币流入，其结果是商品价格提高，于是贸易优势逐渐丧失，顺差减少以致消失；反之，一个国家因为贸易劣势而出现逆差，导致货币流出，其结果是商品价格降低，于是逐渐获得贸易优势，于是逆差减少乃至出现顺差。这一理论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信条，至今仍然还是一个活的理论。可能休谟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一认识的深远意义，他在文章开头用一个例子解释了这一原理之后，就转而讨论一些关联不大的问题，如纸币及信用。这一理论在坎蒂隆那里也有过阐述，不过对后来的经济学历史产生影响的是休谟而不是坎蒂隆。
《论贸易的猜忌》。现代经济学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原因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具有重要意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一个发展。实际上，在休谟那里，已经有着明确对绝对优势的理解。休谟说：“造化赋予不同国家以不同的才能、气候和土壤，从而为各国的交流通商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只要各国始终保持勤劳和文明。而且，一个国家的技艺愈发展，它对勤劳邻国的需求就愈大。人们在变得富足和熟练之后，总向往获得一切尽善尽美的商品；由于拥有大量的商品可用于交换，他们就进口一切外国商品。……由于邻国工业的发展，各种商品的消费量也会增加；虽然市场是有外国制造品的争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依然不变，甚或增加。……我们无需担心工业的资源会枯竭，也无须忧虑我们的制造工匠因和邻国的工匠仍然处于同等水平而又失业之虞。各国之间你追我赶的竞争，反倒会使各国的工业蓬勃发展。”（P70）不同的国家有着关于资源或者成本的不同优势，各国利用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参与国际贸易，经济福利将会得到改善。严格来讲，绝对优势理论的优先权不属于斯密也不属于休谟，甚至也不属于早于休谟更早于斯密的坎蒂隆。在十七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在柯尔培尔主义失败之后，在批判和清算重商主义的过程，在法国就有若干思想家从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提出类似休谟或者斯密的绝对优势的思想。不过，就对经济学历史的影响而言，起作用还是斯密或者休谟。
《政治论丛》的出版，不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都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在学术界，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文集的《政治论丛》也得到了认同。1753年初，格拉斯哥文学社成立，斯密在会上宣读了“介绍休谟先生论商业的几篇文章”。
休谟《政治论丛》的核心主题，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更直接的意义上，是以货币理论或者货币数量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斯密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他的思想形成与休谟应该存在某种关联。斯密与休谟认识于1746年，从那之后，他们就成为至交，经常聚会讨论政治、哲学、文学以及经济学问题，还经常交换研究心得，交换论文手稿。因为休谟年纪更大，更早取得学术地位，在他们的交往中斯密向休谟学习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斯密的传记说他1751年在爱丁堡大学任编外老师的时候就在讲座里讲过自由贸易的某些东西，但他正式在课程里讲授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应该是1752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之后。而休谟早在1739年的《人性论》中就已经阐述了有关财产权的思想，而在1752年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文集《政治论丛》已经正式出版。现代经济学的历史最初是英国经济学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的开创者被认为是亚当·斯密。不管斯密承认还是没有承认，休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他的影响是直接而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休谟在经济学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斯密的经济思想不可能凭空产生，休谟也是这样的。在《人性论》中，休谟已经探讨过自发的市场机制作用之下社会利益实现的可能性问题，这一思想在斯密那里得到了更加深刻而系统的论证——尽管这种论证还有神学的味道。这一观念似乎是十八世纪欧洲先进思想家的共识，这一观念来自自然科学在十七世纪的进步思想，尤其是受到了牛顿1687年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的影响。不过，就休谟而言，他在《政治论丛》中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要更加深刻而具体，他的货币数量论，他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均衡观念以及国际贸易自动均衡机制等等，都闪现着卓越的自由主义的光辉。在休谟之前，英国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观念事实上并不那么强烈。在洛克及达德利·诺思那里，虽然也有着自由主义的观念，但以自由主义来关照国民经济问题，还不是那么深刻、具体和系统。相反，在法国经学家那里，国民经济整体联系的观念，通过经济自由实现经济繁荣的观念，在布阿吉尔贝尔、坎蒂隆及孟德斯鸠那里，都已经得到了具体深刻而系统的阐述。因为休谟1734年到1737年间在法国学习的经历，以及他后来阅读孟德斯鸠的著作并与之长期进行学术交流的经历，可以相信他受到了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某些影响。他的经济均衡的观念可能受到布阿吉尔贝尔的影响；他的短期内货币供给对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的思想，货币均衡与产业产业转移的思想以及国际贸易的自动平衡思想，有坎蒂隆影响的痕迹；他关于商业或贸易发展对人们理性精神培育的作用的思想，可以看到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子。这样的分析意味着，斯密的经济学直接受到休谟和重农学派的影响，而休谟又受到重农学派之外其他法国思想家的影响。因此，杰文斯所谓现代经济学最初的渊源在法国的说法也许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