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听了十几位演讲者的发言，他们的观点我都同意。不过，我首先想换一个角度来谈“和”文化，即“和”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譬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最著名哲言便是：“什么是最美的——和谐”。又如：在柏拉图那里，已经将“和谐”的概念引入人文和社会的领域，提出了“公正即和谐”，并由此描绘出一个“理想国”。所以，我们应该放眼世界，“和”是具有普世（不要怕这两个字）意义的。如果我们把“和”文化局限在中国，这本身就不“和”了，因为“和”文化的一个主要内涵就是“包容”。

　　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的思想后，坊间对“和谐”二字有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和”字，乃是“口”字伴着一个“禾”字，“禾”乃“禾苗”——“庄稼”，“禾”＋“口”可意会为“人人要吃饭”；和谐之“谐”字，乃是“言”字边旁一个“皆”字，“皆”的语义是“每个人都……”，“言”＋“皆”可附会成“个个能说话”。于是，“和谐”者，便是“人人有饭吃，个个能说话”，前者关注的是“民生”，后者强调的是“民主”。

　　综上所述，“和”应该是一个的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层面的命题，是一个意境非常高远的理想主义的愿景。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事实也是这样，放眼古今中外：在当今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可称得上已经“和”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哪朝哪代可称得上曾经“和”了？毋庸讳言，没有，能够达到如此高远境界的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们说，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追求“和”的可行之策，就是不断地找出当今社会中的“不和”来。然后，从消弭“不和”的因素入手，去改造我们的社会。每当我们把一个“不和”的因素消除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又向“和”的终极目标靠近了一步。但是，也许我们还是永远不能说我们已经“和”了（只有在麻将桌上才能这么说，不过那得念“hú”）。

　　讲到“不和”，会上大家也举出了很多的例子。在媒体上更可以常常看到种种“不和”的社会现象，于是不禁指责，中国人怎么了？！然而，光指责、光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也许并不管用（要管用，我们今天就不用在这里开会了）。我觉得可能我们首先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最近我写了一些文章讨论中国社会的社会心态问题。社会心态，是指特定社会中社会大众的心理状态。更具体地诠释，就是社会大众对某个特定时期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动向或重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状态。社会心态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大众特定的情绪、态度和社会风气，等等。

　　社会心态对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社会大众会因某种需求或利益的导向而产生共同的或类似的心理反映，并由此而形成共同的或类似的认知和思想的倾向。同时，有研究表明，社会心态又像一面凸透镜，总是在放大或缩小社会事实，并通过其影响力对社会发展的进程起到促进或滞碍的作用。

　　古话常说的“人心向背”，就是指社会心态对社会运行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潜在的力度或强度是不可忽视的。在经济领域，常见的是社会心态会直接影响公众对消费、储蓄和投资的抉择。可以说，在所有的经济危机背后，都能看到对经济增长消极的、悲观的社会心态在作祟。在政治领域，社会心态会影响政治生态。历史证明，所谓由“舆论”引发的“革命”，其思想基础必定有选择“载舟”还是“覆舟”的公众心态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一个来自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有五种，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被社会认可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需要层次论”还指出：上述五种需要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是由物质到精神从低到高顺序发生的。同时，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于是，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就会成为驱使和激励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民的需要层次也随之发生变化。如今，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生理的需要，包括吃喝拉撒睡以及性的需要等一般都能得到基本满足。因此，处于第二层次的安全的需要，包括人身财产等方面的安全和保障问题，尤其是对制度性的民生保障的公众关注，就凸显出来了。最近3年两会期间的媒体调查，社会保障都位于榜首，即为一例。

　　同时，也有一部分社会群体，开始超越第二层次，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被社会认可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群体都想在自己可以影响到的范围内，让世界意识到我的存在。尤其当人类社会走入信息社会，有了网络、有了微博，就有了一个无限的虚拟空间，这些便利条件就会被这部分社会群体充分利用，用来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往的障碍在网络上已然不复存在，发表任何意见都可以淋漓畅快而不受拘束。于是，在因特网上发表意见成为时尚，即使围观转发、灌水拍砖甚至胡扯乱骂都被成为情绪宣泄的手段。实际上，这都是人们在表达自己希望被社会承认和接纳的需要。

　　应该指出：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以用外力来长久压制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中国人已经不再像以往那么“顺服”，而变得越来越“刁蛮”，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需要层次已经超越了生理需要，进而转向追求安全的需要和被社会承认的需要。如果非要用外力来强压，那就会造成逆反、造成反抗……最后的结局自然是“不和”。

　　要让中国“和”起来，深入了解和分析公众的社会心态，然后再加以引导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熟悉的传统文化上来，讲一讲“大禹治水”的故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个流传千古的中华民族的治水经验，其实是深层次地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

　　在后人根据这些上古传说演绎出民间故事中：尧帝派鲧治水，鲧用的办法是 “息壤堙堵”，结果失败了。而后，鲧的儿子大禹，子承父业，用的是“疏浚九河”的办法，最后成功了。“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孟子赞扬大禹顺应“水之道”，“行其所无事”，将洪水疏导入海而治水成功，并以此推而广之，得出了无论治水还是做其他事情，都应该遵循客观规律的思想。

　　在中国的古典经籍中，常常把“民者”比作水，讲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这个著名的比喻最早见于《荀子》。孟子则进一步阐述了其中的道理：“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在孟子看来，“得其民”，“得其心”，都不难——只要顺其自然，他们所想要的，就给他们，让他们储聚起来；他们所厌恶的，就不要强加于他们——就这么简单。以这个视角或立场，我们所追求的“和”，说到底，也许也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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