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进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彼时，台湾刚解严四年，正经历民主化初期各种社会力的激烈冲击。

　　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已经启航，但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在1991年，还有学生因为思想问题而逮捕，反对者仍然为了废除箝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而在街头被水柱强烈冲击着，而立法院还都是未改选的老代表。在台湾之外的世界，柏林围墙才刚崩塌，苏联正在解体，有人宣称“历史终结了”－－但，我们不是才正要开始我们的新历史吗？

　　这个岛屿将要航向何处呢？

　　做为一个刚进入大学的知识青年，遭逢这样一个迷惘与不确定的历史时刻，年轻的我狂热地吸取各种知识，并且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校园内与校园外的。我们不希望错过历史的变革。

　　彼时的我也开始思索一个巨大而天真的问题：世界上最理想且又可行的制度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终极价值是自由与平等，那么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落实这些价值？社会主义瓦解了，就真的代表资本主义胜利了吗？或者，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而威权体制消失，民主出现了，但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

　　从大学到政治学研究所，我认真阅读着过去四十年被禁绝于台湾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理论，阅读着自由主义；我开始探究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和代议民主制度在几世纪前的兴起与转型，开始研究战后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思考他们在威权体制下的经济成长。

　　几年下来，当然没有寻求到最终解答，虽然方向更清晰了些。2002年，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继续深究年轻时的疑惑：研究拉丁美洲与东欧的转型，研究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体制，当然还有中国独特的转型之路，以及台湾民主化的动力与困境。

　　念博士期间，我开始在台湾媒体写专栏，并且在08年之后，开始在大陆写文章。

　　专栏写作的背后是我的简单愿望：让学院知识可以公共化，并参与建设一个更丰盛的公共领域。因为我始终相信那句老话：知识不只是用来理解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在台湾，我也实际参与许多社会行动，希望找到知识与实践的结合。

　　仅仅几年前，会在大陆媒体写文章、进入此地的公共领域论辩，是我难以想象的。没有想到，这几年确实意外成为大陆公共领域的一个参与者。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巨大的一页，而能够用文字和思考去参与这场变革，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期许我的文字能够对现在的讨论提出一些不同的视角：

　　其一：我很了解大陆朋友对台湾转型经验的兴趣，也看到不少浪漫的想象或者误解，因此希望提供一些在大陆的一般论述中少见的视角。我的专栏文章大都不是新闻时事性的评论，也不是表达对岛内蓝绿政治的好恶，而更多是提供历史和理论性的分析，且更多关注公民社会的发展经验。

　　其二：我和部分港台知识界朋友和大陆目前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价值立场都不尽完全相同：我们倾向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我们相信政治自由与社会平等是要同时追寻的目标。本书中许多对台湾或美国民主的批评，可能会让读者朋友们感觉比较“左”，但必须澄清的是，这个“左”和大陆所谓的“左”是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并不质疑民主的基本价值，而是对民主有更高的期待。台湾或美国民主的弊病，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有政治竞争、三权分立──这些当然都是好东西──我们在乎的是，如何透过更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来确保公民的自由与平等。

　　除了对台湾以及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结构的讨论，本书更关注那些正在发生的改变。部分由于我们处于一个网络时代，一个人民可以掌握信息权力的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正在改变；不论是世界各地或者华人社会，新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新的民间力量正在崛起──尤其是年轻人──去挑战既有的政治与经济权力。

　　二十年前青春的我对知识与现实的困惑，现在或许也是不少读者的困惑：中国该往哪里走？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承诺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人的起码尊严与幸福，确保每一个人的根本自由与平等？

　　没有人有乌托邦的简单答案。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问题，对于这场变革的方向以及明天的具体样貌，每一个人都将是关键的参与者，都会是时代的改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