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人类社会演进的文明史中，有一个重要的警示：对土地资源管理配置的好坏，是衡量执政当局国家治理的策略是否得当的重要风标之一；大凡土地管理生乱，国家各阶层利益冲突必然加剧。虽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土地改革提出了新的被誉为“突破性”的改革方针，但是仔细推敲，仍然缺乏有效的实现方式，由此必然导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过程会中，出现无所适从的现象。比如，没有确权的土地如何形成土地资产收益？只有流转使用权的土地交易市场，如何生成市场化的交易价格机制？建立在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豆腐块形式“占有”的农用土地，是否能够促成合理流转？等等。
近年来，广大农民与地方政府、农民与产业组织、农民相互之间发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冲突，根源都在于中央集权式思维的土地资源管理体制严重落后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试想想，如果只有国家国土资源部这样一个部门真心实意地按照中央意图管理土地，而地方各级政府都以“得过且过、顺手摸瓜”的态度对待土地管理，那么即使把国土部的人员增加数倍，也不可能把全国的土地管好，并不是国土资源部“眼大肚子小”，而是中央的决策思维方式需要调整。解决农村土地管理的核心理念只有一个:农村土地产权彻底给农民，农民比谁都管理得好。除此之外，绕多大的弯子，付出多大的代价，最终还得老老实实地回归到农民最根本的诉求上来。因此，只有确定基于法制条件下的彻底的土地所有权的清晰，才可以保障土地所有者的长期有效的投入及管护责任。事实上，大家都已经看到现行的土地管理产权制度及政策，因所有权与使用权严重错位，所谓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谁都可以占有，因而直接导致地方各级政府及干部、开发商、村集体“权势”人物和村民的利益都深深地交织在土地上。因此而导致的诸多矛盾及利益冲突，基层政府能遮掩的遮掩，遮掩不了就把包袱甩上去，甚至一直甩到中央来处理。所以，破解土地管理政策的根本策略不再土地资源管理操作的技术层面，而在于执政者国家治理的对待土地产权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层面。说到底，就是如何正视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问题。这个问题的破解如果与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不一致、与农民的核心利益诉求不一致、与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不一致，绕的弯子越大，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而且会导致极大的社会利益冲突。
对于土地产权改革问题，执政阶层或许会有下面几方面的担忧或者说顾忌：
一是担心农民获得土地产权后，会出现少数人对土地的收购和垄断，逐渐导致大量实地农民成为无业无产游民，最终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担忧当然有道理，但是因咦废食的产权模糊策略，只能导致农村经济社会更大的利益冲突及混乱。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要研究的是如何破解土地产权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而不是通过变相休克产权交易阻挡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到底是通过土地产权更容易“拴住”农民，还是通过没有所有权的“承包权”更能够拴住农民；到底是彻底的土地产权归属到位容易化解农村利益矛盾，还是模糊的使用权流转容易导致矛盾；到底是产权清晰的土地市场交易有利于国家治理及执政稳定，还是混乱灰色的土地产权买卖有利于国家治理及执政稳定？
二是担心农村土地确权归属农民后，出现农村土地开发乱局，甚至导致小产权房之类的房地产开发失控。这种担心实际上也是一种极不成熟多虑，因为土地确权与土地开发完全是两码事情，土地全权并实施公平的合法交易，并不意味着会改变土地资源配置的使用性质，农耕土地交易前后，都是用于农耕，改变用途就是违法。因此，土地管理必须是确权与法治化管理并举。即便是农村非农土地的交易，若需要开发建设，也需要依法经过审批。
三是担心城市产业力量和产业资本大规模流入农村，掠夺农民的土地。这是一种对市场化规律缺乏认知的表现。城市产业力量及产业资本，如果看不到预期回报，是不会盲目圈占土地的，因为“饲养”土地的代价也不小；再加上国家如果有“随便改变土地用途及耕地被抛荒，将给予严厉惩罚，且惩罚金用于补偿村民”这样的政策，那么城市产业力量及产业资本，是不会动歪脑筋的。相反，如果城市产业力量及产业资本，遵循农村土地性质而投资农村，则会加速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
四是担心威胁粮食安全。这种担忧更是滑稽。如果农村土地产权确权到位，不但不会削弱粮食生产能力，反而会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大大提升粮食产出规模。
综上所述，彻底破解中国的土地僵局的有效举措，应当是施行国家、县（市）、村集体及村民四级分级所有的、产权清晰的土地制度。【笔者提出此举是借鉴澳大利亚土地政策并结合中国实际而构想的“分级所有的土地共有制”，旨在首先明确土地产权，然后形成土地市场，进而促进合理的市场化公平交易。】
一是在尊重联产承包责任制现状的基础上，实施农村地域土地所有权的县（区）、村、民三级所有：现有耕地、林地及宅基地产权彻底归农民私人所有；设立法定不可交易的村级集体所有的口粮地及公共发展预留地，主要用于村民特殊保障及救助农村弱势群体；设立县（市）所有的区域公共资源所有土地，比如公共环境、公共设施及基础建设占地，村级土地地界之外的荒山荒坡荒滩土地等；
二是确权国家所有的土地。凡是县、村、民三级所有之外的一切土地，包括山脉、海洋、江河、沙漠等等，均属于国家所有。
三是在上述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建立公平的、有法律约束的产权交易市场。因为只有产权清晰的交易，才会有合理的交易价格，才会从根本上清除粘结在土地上的各种灰色利益。
四是政府不再参与和干扰任何商业性土地交易活动，但政府公共建设项目可以设定特殊交易法则。商业活动占用土地要充分尊重土地产权所有人的交易意愿，政府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凡政府公共建设项目需要用地，可以到土地市场公平购买，并通过法律设定单边“强迫”交易法则，比如，当政府因公共建设项目需要征用某处私人土地，而私人不愿意按照市场价格交易时，政府可以申请人大及法院联合审议表决后，按照表决结果依法“强迫”购买，以此达到少数人利益让渡民众公共利益的目的。
五是对于房地产开发，应设定严格的管控和让渡政策。中国最特殊的国情是人口规模巨大而城市建设有效土地供给不足，由此必然导致严重的长期的城市住房需大于求的供需失衡，这种失衡几乎在世界各个国家都不多见。正是在这一情势下，政府几乎彻底放开了房地产开发市场，导致房地产商投机暴富及土地、地产市场乱局，而且政府屡屡调控乏力、失效。对此，政府现在明智的作为应当是：收回房地产开发权，实行有让渡、有管控的房地产开发政策---这正是需要体现“中国特色”的地方。比如，每个城市的住房开发建设，要设定政府一级市场开发城建基金及收益上限（如税后利润不超过10%）政策；在次基础上透明地产开发成本，限定地产商利润区间（如控制在16%以内）并规定建成后三年内物业管理不得甩包袱。与此同时开征结构合理的房产税。通过这些举措，可以从根本上逐步解决土地及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乱局问题，使房屋价格控制在民众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
按照上述思路，虽然各个省、直辖市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有依法对各级所有的土地依法行使督导权和处罚权。
参考阅读：
杨小凯 江濡山：中国改革面临的深层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摘要）
杨小凯：对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而言，土地制度若得不到彻底解决，国家就不稳定，大多数民众就无法安居乐业，这是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 中国目前存在的“三农”问题，根本症结就在于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所有，从心理上，农民不认为自己种的地是自己的，所以没有长远投资于土地的打算。
只要土地属于私产，土地的主人自然会倍加呵护。澳大利亚由于房地产大多是私人财产，所以澳洲绿化都有点过分，私人业主对绿化投入大量资金。18世纪法国落后于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法国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
江濡山：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背景下的信用社会，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善于策划、善于包装，就可以赢得来自各方面的信任和“喝彩”。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内部问题和矛盾重重，但表面看上去是一派生机繁荣、歌舞升平的景象，所以，会有大量的外资进入，会有较大的国际空间，会把各种问题和矛盾暂时“包扎”起来。但是，如果不抓紧时机，强力消化内部积存的问题，那么，国际社会的预期就会大打折扣。今后5－10年，中国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有三方面：一是现行政治体制及社会制度若不加快改革创新，就无力担负起21世纪的治理与建设事务。也就是说惰性很大的“政治”与活性很强的“经济”若严重失衡，可能会导致国内社会的混乱。前两天我在悉尼同一位来自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聊了几句，他说：“但是，我们这些流浪海外的华人，希望的不只是中国不出问题，更希望中国快速强大。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北京，我很想他们，但现在回去等于是个废人，无脸见人。我真心希望中国不要乱，不要出问题。”
二是国有金融体系及日益衰落的那些国有资本控制的企业，如果今后没有能力继续扮演支撑起整个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角色，该怎么办？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忙于进行股份制改造，打算在3－5年内统统上市，但盘子太大，现存资产质量不高，找不到“同甘共苦”的伙伴，所以，这条改造上市的道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国有资本控制的企业现在眼睁睁看着股市摇摇欲坠，十分恐慌却不知所措，不少上市国企实际上已到破产地步。
三是因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引发的经济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已成为令政府束手无策的大问题。特别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存取向问题令人焦虑。城市限制他们，农村容不下他们，这个问题同欧洲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不久后面临的境况十分相似。
从目前中国的政局来看，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党和政府不得不把“三农”问题提升到极其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杨小凯：我此次去中国之后，特别留神了大陆的农村发展情况。我看到的一本书介绍说，有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写信反映了农村的许多问题，他的意见总理很重视，但他的结局并不好，所以他辞职进京当编辑了。
我觉得李昌平及中国许多农业专家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但没有抓住农村问题的要害。我冷静想了想，中国农村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可以归结为四点：一是土地制度问题；二是户籍制度问题；三是地方政府治理结构问题；四是政府对大宗农产品的贸易垄断问题。而最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
对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而言，土地制度若得不到彻底解决，国家就不稳定，大多数民众就无法安居乐业，这是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中国目前存在的“三农”问题，根本症结就在于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所有，从心理上，农民不认为自己种的地是自己的，所以没有长远投资于土地的打算。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后，进行的土地改革，开创了政府侵犯财产的惯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极深远的负面影响。土地私有化有两个最主要的标志：一是无限期可继承的所有权，二是可以自由交易租赁。土地私有化后，政府可以收到可观的交易税和财产税。同时对土地的管理也容易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澳大利亚对土地的管理很值得中国借鉴。
江濡山：您能否谈谈澳大利亚的土地制度有什么特点？
杨小凯：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区一级政府都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各级政府管辖下的私人土地的交易税收入归各级政府财政。区一级政府拥有的有价值的土地最多。这些土地都可称为政府所有。但不像中国的国有土地，很多山地，草原实际上没有主。澳洲的每块土地不管公有私有，都有产权证书，土地的精确位置、大小、所有人一清二楚。除此之外，大量的有市场价值的土地为私人所有，私人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土地每发生一次买卖，政府都要收一笔很可观的土地交易税。而且每年政府要请与政府无关的独立测量师按市场行情对每块房地产估价，按估价和给定的比例算出财产税。这个税收是政府财政的重要税源之一。
那么澳洲土地管理与运营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
第一，改造公地环境，使周边私地升值。政府往往要花费较大的投入用于政府所有的公地的“基本建设”，比如环境绿化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这样一来，等于为周边“私地”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于是推动了私地的升值和交易，政府的土地交易税、财产税则大大提高。当私地交易活跃了，公地的价值会更高。如果政府财政遇到危机，或者有特殊的重大支出，政府就可以按市场价割卖它的公地。
第二，土地绝对私有，有无限期所有权，私人舍得长期投入。由于澳大利亚是个移民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因此土地升值很快。以墨尔本市为例，近几十年来，每7－8年，城市及郊区土地的价格就翻一番。所以，有钱人愿意把资金投资到房地产、近郊花园、农场等土地项目上。土地及房产已成为许多澳大利亚人的核心资产。这也是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重要遗产。
第三，以简单易操作，但极其严格的法律保障土地的公平交易。这是维护土地公平交易的最基本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平的土地交易，一般有三个方面受益者：一是土地交易双方；二是政府；三是土地的丈量及评估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的土地丈量与评估机构比较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这类中介机构竞争的焦点在于丈量准确、服务到位，估价公正准确。每个环节都有法律作保障。
而对于中国而言，大量所谓国有土地实际无主，没有所有权证书。而大量私人使用的土地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不能自由买卖、租赁。
江濡山：我前不久曾专门对中国农村的土地状况做过考察，同许多基层村干部和农民进行过交流。感触最深的是，他们对土地作不了主，而能对土地作主的至少是县一级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但他们并不理解土地同农民切身利益的利害，实行的是一种土地管制政策。
对于中国的土地改革我曾提过这样的建议：第一，把现有农民的土地的30－40％收为村集体所有，其它土地彻底分给农民私有。
第二，分到农民名下的私地，其中按人均生活需要留出一定的“口粮田”并法定这部分“口粮田”不得自由买卖，但可以自由调换位置，其余土地则农民有权自由交易。
第三，村一级集体土地可以自由出租，出租收入归村集体所有，用于公益及管理支出。
第四，农村住宅地实行总量控制，按市场价格交易。土地的使用范围政府不作特别限制，政府只要维护交易合法公正，并收取土地及房产交易税即可。
据此思路进行土地改革，可以消解农村许多积留问题。
杨小凯：由此看来，土地制度改革是目前中国农村改革必须正视的焦点问题。这是主要矛盾，其它都是次要矛盾。
比如说，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问题，只要土地可自由交易，城市资本就会自然流向农村。农民暂时没必要学习这技术、那技术，再说现代农业技术也不是农民一下子能学会的，而且学会了也无法完成市场交易。农民只要把土地租给他人或者卖给他人就行了。自己可以收租金或去当雇工。这样一来，土地就会按市场规律自由上涨或跌落。富人、穷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选择时机买卖土地。
再比如说，生态环境及城乡绿化问题。只要土地属于私产，土地的主人自然会倍加呵护。澳大利亚由于房地产大多是私人财产，所以澳洲绿化都有点过分，私人业主对绿化投入大量资金。中国内蒙草原如果私有化了，我看沙尘暴就会消失。四川等地的山林如果私有化了，也会促进绿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50％山林降到19％。
中国的政治口号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人民都没有自己本应该拥有的私产权，人民也没有公产的支配权。因此，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许多现行制度为权力机关的公务人员留下了很大的腐败寻租地带。
总之，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对中国大陆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土地私有化只会去掉村干部定期按人口变化调整土地分配的特权，因而减少此特权引起的贫富分化。如果有的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没有土地私有权时，他只得放弃他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份额。如果他不愿放弃他对土地的权利，他就要定期回乡，避免变成“盲流”。这正是贫富不均社会不安定的原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制度。它不但反效率，也不公平。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卖掉土地，不但有一笔收入，而且有一笔资本，因此他进城时是有钱人，而不是盲流。特别是，可自由买卖的土地比不可自由买卖的同样土地市价高得多，土地私有化只会使现在相对贫穷的农民变得更富，台湾的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完全的所有权。
有人担心，如果农民卖地进城经商失败，这不会引起贫富分化吗？其实，卖不卖土地的权力在农民手中，农民进城经商不必卖地，他可将土地出租，不但有固定租金收入，一旦生意失败，还可回家种田。没有土地私有权时，转让使用权所得租金极低，在江浙一带是市场租金的十分之一，不少地方租金甚至是负的。转包也有很高风险失去土地权利。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不但业主可收得更多租金，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更有效，而且业主可以用土地向银行作抵押贷款，借钱投资，克服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障碍，使中国的私人投资能力成倍增加。
我今年6月回中国，看到江浙农民还在用手插秧，扮禾，心中不是滋味。我年轻时多次参加双枪，知道这份工作的辛苦。台湾农民早就机械化了，不用受这份苦，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我访问南京时，应邀参加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经济学家为省委，省政府咨询的会议。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希望听到专家们关于城市化的对策的建议，国内的经济学家都提到，现有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是城市化的大障碍。我也建议城市和农村土地制度并轨是土地私有的第一步。农村土地应该象城市土地一样，70年期使用权可以自由买卖和租赁。但是香港的土地年期制与无限土地私有制相比是种很落后的殖民地制度，英国人在本国就不实行这种制度。18世纪法国落后于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法国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孟子早就说过恒产有恒心，比孟德斯鸠讲“所有权是道德神”早了一千多年。
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后，土地市价上升，土地交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也使地方财政，地方基础设施，地价之间的反馈制度化，使地方政府官员的收入和士气提高，效率上升。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财政很依赖土地税和房地产交易税，而这又是以土地私有权和土地自由市场为基础。
有人会提到中国很多朝代的没落是由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引起，现在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可能又会造成社会问题。其实，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正是因土地所有权没有法律保障，清朝的官司纠纷记载说明中国历史上原土地所有者以原价购回已卖土地的权利，限制了土地的自由买卖，成为很多杀人案和社会动乱的根源。现在广东的很多土地纠纷也是由对土地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不健全引起。
江濡山：您刚才谈到中国大陆的户籍制度问题，这方面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改革对策。估计下一步会有条件地放开，但现在最大的顾虑是担心户籍制一旦放开，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大量涌向城市。
杨小凯：对于中国户籍制度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废除户籍管制。
第二，改户籍管制为户籍登记制度，任何中国人可以自由迁徙，在国内有充分的居住自由。
江濡山：我觉得中国应成立“移民局”，专门负责国内及国外的移民事务。户籍登记管理也应交移民局负责。不然公安机关权力太大且不受制约。
杨小凯：我赞成你的意见。关于户籍制度我的第三个看法是：户籍管制放开后，要采取“市场”调节的办法消化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
第四，户籍制度改革应与土地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土地私有化，农民移居他地就会失去集体土地中所有的份额，所以必须定期回来，当盲流、或是宁愿抛荒土地，也不永久移民。如果土地是私有制的，农民可以在移民后将土地租给别人增加收入，也可以卖给别人，得到一笔资金，可用来创业投资，或者不卖土地，但用土地所有权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创业投资。
户籍改革其实十分简单，只是中国有关管理部门把这个问题人为复杂化了。
江濡山：现在中国南方一些地方的户籍管制已取消了，比如浙江省的许多城乡居民可以自由迁移居住地，只要你能生存下去，就自己选择居住地。这样以来，不但没有出现政府担心的混乱局面，反而市场经济的活化因素更多了，地方经济发展更快了。这至少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中国政府许多官员总是迷信行政权力，却忽视了市场的力量。一个人总是要选择最能发挥他作用的地方居住，这对个人对社会而言都是件好事，等于是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如果靠行政手段能解放生产力，那么肯定是行政权力曾给生产力人为强加过枷锁。再说，即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当他的生活没有保障，威胁到生存时，他会自然退回到农村去，因为那里的生存成本他承担得起。这种调节是一种市场的调节。
二是吸引有较强生存能力的人，进入大城市，会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城市政府的聪明政策是允许社会各阶层成功人士进入城市居住，不能人为地限制外来人口。当今世界凡是发达国家都是因为有好的移民政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均是如此。而中国却不领悟其中的“奥妙”。
比如说，北京每吸纳一位成功人士或知识型人士进来，等于吸引进来人才、资本和消费人口，这对北京的发展是一举几得的好事。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却认为，城市建设投资巨大，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其实这种担心是没用的，因为大量的民工来京打工，你照样限制不了。对于那些需落户北京的成功人士或知识人士，可以设几种标准的“移民”政策。如果是成功人士那么应该买一套住宅并要认缴一定金额的城市综合建设费；如果你是人才，那么要有学历证书及聘用单位的合同等，若用人单位及被聘者弄虚作假，则予以重罚，并注销受益者本市户口等等。
三是中国城乡人口比例是靠市场自然调节的。随着城乡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城市人口必然会快速增多，农村人口则快速减少。而且这种增减过程是受市场力量支配的。如果靠行政权力阻止或干预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则必然导致城乡人口结构同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进而人为制造出许多社会矛盾。
杨小凯：农民不轻易永久移民，根本原因是土地不是私有的，永久移民会丧失他们对集体土地中的份额，这是一种封建制度，把农民捆在土地上。
江濡山：你还提到中国农村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对此你有哪些高见？
杨小凯：中国基层政府的治理结构非常落后，比如县的划分太大，由于土地没有私有化，公地没有明确是哪个政府（乡政府或区政府）所有，也没有土地所有权证书，更没有健全的财产税、土地交易税制度，所以地方政府办公共事业、教育事业没有制度化的公共财政。这方面，中国不要搞制度创新，只要派一些干实事的官员去各国考察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将各种制度比较一下，择优模仿就好了。比如美国是各区政府管中小学教育，所以各区学校质量差别很大，而澳洲是州政府管中小学教育财政，所以各区学校质量差别不大。我看中国可学澳洲的教育财政制度。
江濡山：从本质上讲，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劳动力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放，才导致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同城市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差距很大。这种差距的背后是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祖祖辈辈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现在搞市场经济，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是生存方式来一次全新的转变。这就要求，国家政权对农村事务的管理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则。
杨小凯：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在对待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上步入了一种误区。政府花费很大精力和代价号召和组织农民学习现代农业技术，农村劳动力水平的确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提高的。农民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完全是农民自己的事，政府手把手教农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有时会适得其反。比如农民按政府要求种植了大量产量高的杂交水稻，杂交水稻在国内和世界市场上都是价格最低的，根本不应该种。因此，只要土地私有了，农民会把土地租给或卖给有市场经营能力的少数人去搞产业发展，每个农民会根据自己的“生产力水平”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
【特别说明：（原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5期）该访谈是杨小凯先生去世前最后一次长达7小的交流，该选摘有大量删减；还有很多访谈记录一直未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