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广州通过招拍挂方式挂牌出让地块126宗，为当地政府带来2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2013年1月10日，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显示，2012年，广州通过招拍挂方式挂牌出让地块126宗，其中7宗地中止出让，119宗地成功成交，为当地政府带来2475907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对比“惨淡”的2011年，2012年广州地市已慢慢恢复“元气”。据统计，在126宗挂牌出让的地块中，主要还是以工业用地、宅地和商业地为主，分别达到61宗、32宗和22宗，从土地成交面积来看，2012年广州挂牌成交地块土地面积约686万平方米，而2011年仅为263.4万平方米。与往年的情况一致，2012年广州地市推地高峰集中在第四季度，四季度共卖地62宗，占全年土地出让总量的52%，而同样收入也是全年最高，共收入1418379万元，占据全年总收入的57%。其他季度的情况为一季度20宗、收入249210万，二季度21宗、收入419516万，三季度卖地23宗、收入388802万。来自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最新统计数据，在2012年12月，广州十区两市一手住宅成交11417套，环比11月8843套上涨了29%，同比2011年12月上涨了112%，从数据层面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广州的土地和房地市场都有回暖的趋势。

   2013年1月10日，据某网站监控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网站显示，2012年广州全年通过招拍挂方式挂牌出让的地块一共126块，共有7宗地中止出让，成功成交119宗，为广州政府带来247.6亿元的收入，全年推出土地面积达686万平方米，累计建筑面积1261万平方米。在这126宗地中，共计有宅地32宗，商住地2宗，商业地22宗，工业用地61宗，其他用地9宗。而除挂牌出让地块之外，2012年全年还成功转让8宗地块，协议出让38宗地，加上这些地块，广州2012年共成交地块165宗。与往年情况一致，2012年广州地市推地高峰在第四季度时到来，四季度共卖地62宗，占全年土地出让总量的52%。开发区成为年度供地“巨头”，全年共推61宗地，并成功卖出59宗。由于市区地块减少，拥有广阔地块的开发区无疑成为主要供地区域。

   2013年1月10日，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共成交经营性、工业地块164宗，土地出让金647.92亿元，相比2011年的1055.41亿元，下跌38.6%。上海方面，2012年全年土地总出让金额954.42亿，同比减少19.6%。另外，2012年杭州市区土地出让总成交额为611亿元，同比增长7%。2012年12月31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西安市2012年出让土地统计表”。统计表显示，西安市2012年共成交土地422宗，共计21479.328亩，2012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共计349.75亿元。2011年西安市共成交土地225宗，成交面积891.85万平方米(13391亩)，成交金额234.94亿元。这意味着，2012年在全国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缩水的情况下，西安2012年土地供应面积、成交金额分别较2011年大幅增长60.4%、48.87%。

   住建部政策咨询专家、亚太城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谢逸枫表示：“始于1998年的住房改革制度，让城镇居民住房由计划时代进入市场化轨道。然而，2002年土地招拍挂制度的确立，却在地方政府垄断供应体系的发酵下，刺激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和房价暴涨。而过去十年间剧增的货币发行量，在实体经济的升级转型阵痛期中，铺天盖地涌向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对房价推波助澜。土地供应的紧缺和超发货币涌入，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房地产业供方的“黄金十年”。但同时，房价飙升之迅猛远远超出了普罗大众自身收入水平的增长。经历了2003年和2008年两轮“弹簧式”调控后，2010年中央再次祭出调控组合拳，采取限贷、限购等手段，强压房价至相对稳定的水平上。治标之外，政府也开始通过制定大量新建保障房计划和试点推广房产税等手段，来平抑未来房屋供求矛盾。但房价归根结底是由供需关系决定，只有在供需达到合理动态平衡的状况下，价格才会较为平稳地围绕价值波动，而未来8～10年能够从根本上影响房价 的，除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人均收入水平、居民住房改善需求等影响需求的因素，还要算上土地制度、财税制度、土地供应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影响供给需求的因素。

   住建部政策咨询专家、亚太城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谢逸枫认为：“中国的土地供应制度最大的特色在于土地由地方政府垄断，而通过价高者得的模式竞拍，并以预算外政府性收入的形式入缴地方国库。据统计，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2.7万亿人民币，同期中国的财政收入为8.3万亿元，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不含中央税收返还与补助)为4.06万亿元。土地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超过六成，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32.5%。然而，在经过过去三年的调控之后，资金链紧绷的开发商明显减缓了获取最重要生产资料——土地的节奏，让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锐减，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开源节流。其中，上海、南京、杭州、武汉、成都等地都在调控期间逐步扩大了土地供应量。但在严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土地政策下，地方政府过去几年中增加的住宅用地供应仍显杯水车薪。1995年到2011年全国商品房竣工面积为60.7亿平方米，而因为预售制度的存在，同期实际销售商品房面积为68.6亿平方米，而这段时期存在的潜在需求高达130亿平方米。如果以目前供给速度，还需要至少十年才能实现供需平衡。

   住建部政策咨询专家、亚太城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谢逸枫指出：“土地的稀缺和垄断，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涉及到现存土地制度和地方唯GDP至上的诉求。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生活用地始终被排在国防、工业与生产用地的后面，“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从历史的过去延续到改革后的今天。不过，一些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最显著的是，从2004年国务院打开“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依法流转”的窗口，在各地纷纷试点下，“十一五”期间 农转非住宅量占每年城镇住宅增量的35%。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农转非”住宅量占住宅增量的比重呈显著下降趋势，从2002年的64.6%下降到 2009年的36.8%，年均下降7.7%。从土地流转渠道获取新建设用地，似乎需要更有效的制度变革去加快推动。除了供应端的变化，政府通过市场化机制的限制性手段，也出现在最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中，比如保障性住房计划、征收房产税等政策。可以预见的是，它们将在未来10年稳定房价的长期任务中取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