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50年中，每隔五六十年，就会有一个大约10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商人、政客、经济学家们都认为投机性增长将永远以指数速度持续下去，比如：1710—1720年之间，1770年前后，1830年之后，1870年前后，1910年前后（在欧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但是在美国一直持续到1929年），最后是20世纪60年代。

　　在每一个这样的时期，人们都认为增长是没有极限的。然而每一次都以崩溃告终，留下一个烂摊子。

　　每一个投机的十年过去之后，零增长的说法就会开始流行。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除外，在那段时期，经济增长要么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要么就是在投机十年结束之后马上复兴起来。然而，一个投机的时代通常总是会导致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变革。经济增长通常会发生改变，并且转换为新的发展基础。与此相应，对企业管理的要求也会迅速改变，在快速扩张时期，原本被认为是非常英明的管理很快就会变得不合时宜——即便算不上愚蠢。

　　急剧变化的20世纪60年代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后果：

　　一、资产负债表再一次变得跟损益表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流动性和现金流逐渐取代市盈率，成为管理的风向标。与每股收益相比，总资产报酬率似乎成为一个更普遍的衡量标准，事实上它也的确更有意义。

　　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繁荣大部分是由消费需求驱动的。但从现在开始，经济增长的重心将转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领域：能源、环境、交通运输和食品生产。

　　最重要的是，此后10年中最大的需求将会是工作岗位，这方面所需要的投资将会持续大规模增长。在美国，相比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任何一年，进入80年代之前的每一年都需要增加30%~50%的新工作岗位，以容纳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于1960—1961年的生育低谷期才开始对新就业人群的人数产生影响，劳动力增长的压力开始缓解。

　　在发展中国家，创造新工作岗位的投资需求更加强烈。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60年代的婴儿——不像以前的几代婴儿——极少夭折，他们都长大成人，加入了劳动力大军。

　　同时，资本市场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美国，现在资金供应的主要渠道是私营养老金基金。即便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作为报复已经出现了），也需要扩大资金投入以满足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的要求。因此我们正在转变融资渠道，从企业转向各种托管机构，因为企业是对未来进行投资，而托管机构的职责通常是进行谨慎的投资，一般都是面向过去。

　　在每个发达国家，政府转移支付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就使潜在的储蓄变成了消费。政府赤字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除非经历漫长、严重的经济萧条，否则可以预见的是，资金会供不应求——至少在这10年剩下的时间里是这样，而且很可能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随着投机年代逐渐过去，息差和流动性偏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贷款和投资的规则也随之改变。20世纪60年代息差水平很高，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短期银行贷款利率都很低。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话，过去几年表面上很高的利息费用其实几乎相当于零利率。相比之下，长期借款则很昂贵，而股权资本的成本更是天文数字——除了当时股票市场上备受追捧的那几只股票。

　　在银行资金充裕的这个时期，短期的开放性银行贷款对于有偿还能力的理性借款人来说就如同长期借款一样可靠，而且成本更低。因此，就企业的融资管理来说，理性的行为就是尽可能使用廉价的短期银行贷款，同时努力提高市盈率，成为成长型股票。

　　在任何投机时期，管理者都倾向于相信“每股收益最大化”就相当于“利润最大化”。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利润最大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企业资本成本最小化的一种途径。

　　在今后一段时期，“每股收益最大化”可能将变得非常不合时宜。由于能够带来财务结构的极大改善，总资产回报率最大化将会越来越成为正确的做法。就像以前所有的投机时期一样，在过去的10~15年中企业普遍采用的财务杠杆则将变得不那么可靠，即便不是完全错误。（1981年注：股票市场反映出的唯一信号就是这一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世界主要股票交易市场的价格都不再反映每股收益，它们反映的往往是流动性、现金流和防御能力，也就是资产收益率。）

　　如果需要从利润规划转变为资产管理——这种转变至少反映了对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同等程度的重视，那么经营者的报酬也要发生变化。因为在较短时期内，现金流和资产收益率将成为比每股收益更可靠的绩效评估标准。股票期权曾经给经营者带来极高的市盈率，并且往往造成以短期盈利和高估价为导向的管理模式，但是现在已经不合适了，也不符合企业需求和市场判断。

　　二、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曾经对增长顶礼膜拜，任何增长都被认为是好的。到了7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任何增长都被抨击为邪恶的。但是在今后一段时期，至少要到5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融入劳动大军（即便不需要等到40年后他们退休）时，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也必须有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在能源、环境、食品生产和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所需的资本投入长期来看非常可观，这使得经济大幅增长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零增长。

　　但是增长的方向似乎发生了改变，每次投机时期之后都是这样。因此，管理者必须有能力管理企业的增长并对其进行评估，而不是被股市的狂热或媒体的评论所左右。

　　关于管理，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的是：增长不是一种需要，而是必需。为了不被市场边缘化，一个企业必须了解自己所需要的最低增长幅度。如果市场成长了，企业也必须成长，否则它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更无法进行长期竞争。

　　企业不一定要争做第一。但是一个企业必须在自己的市场中有足够的领导地位，只有这样，当发生小型的市场倒退，零售商不得不削减其供应商数量，只保留增长最快的2~4个品牌时，才不至于被淘汰出局。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市场中，这要求企业树立自己的增长目标，并将增长视为生存手段，甚至以当前盈利为代价进行风险投资。

　　对于管理来说，还有一项能力同样重要，那就是区分良性增长和恶性增长的能力。力量和肌肉的增长是良性的增长。如果增长能够带来资本、主要物质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创造财富的资源生产力的全面提高，这种增长就是力量的增长。不能提高资源生产效率的增长就是脂肪的增长，是企业的负担，就像人体的多余脂肪一样。以牺牲生产要素生产力为代价的增长，就像投机时代的大部分增长一样，是一块恶性肿瘤，应该立即动手术切除。

　　三、近年来跨国公司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跨国公司不仅是世界经济的特征，也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结果，世界经济所产生的真正影响目前还难以预测。不过，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在进行思考、规划和决策时不得不开始把世界经济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即便他所在的企业只是局限于国内甚至区域市场的小企业。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济动力不再依赖任何一国的国内经济，经济扩张的发动机已经变成世界经济。在过去的25年中，正是世界经济及其前进动力一次又一次解放了国内经济，并为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但是任何世界经济都会跟主权原则产生直接冲突，而主权原则在政治上已经统治了近400年，以至于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个不言而喻的公理。实际上，对主权的主张，也就是要求一个经济单元应当与其政治版图一致，最早出现在16世纪末期，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

　　在最近30年中——四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经济活动的单元和政治统治的单元再次出现背离。经济的单元变得越来越大，直到被称为世界经济。但在20世纪，政治地域不仅变小了，而且更加分裂，同时更强调各自的主权。

　　自从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世界地图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原有政治单元的分裂。1914年只有不到40个国家（它们中的一多半都在美洲），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了接近200个主权国家。

　　目前，在政治领域，没有什么能代替主权国家，而在经济领域也没有什么能代替世界经济。我们可以预测，对于政府来说，今后10年将是一个动荡不已、摇摆不定的时期。政府既想享受世界经济的成果，又不想牺牲任何主权，这样一来，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必将日益增多。跨国公司很有可能成为这种冲突的牺牲品，因为它就夹在两者之间。

　　但是世界经济将会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它可能是一个更加糟糕、遍体鳞伤，并且受到重重阻力的世界性经济。人们不会失去对全球性购物中心的愿景——也就是他们对商品、服务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的愿景。实际上，从经济角度看，世界上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文化，只有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对于同样的商品和服务买得起多少的区别。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将会继续为每一个国家提供经济动力。

　　那么，对于世界经济，商人应该了解些什么呢？50年前，商人只关注区域内的问题。就连加利福尼亚州或新英格兰的很多企业都认为自己没必要对美国经济了解太多，因此极少关注，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时代迫使他们用全国性的眼光看待和思考问题。现在我们有理由预测：他们必须学会以同样的方式了解世界经济。

　　四、投机十年的最后一个后果是：过去的每一个投机时期都会造就一种新的主流经济理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关注的是世界经济而不是国内经济。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能政府理论，将国内经济视为更大规模的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一种侧重于资本形成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收入分配的理论，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把资本、主要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跟货币、信贷和税收整合起来的理论。

　　现在，在某个地方，也许有一位经济学家正在深入研究我们所需要的新理论，至少在以前的投机时期之后是这样的。但迄今为止，不管是新理论还是同样急需的新经济政策都未见端倪。（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