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百姓的生活观念中，交粮纳税是为了养吃皇粮的人，政府也只有在普遍性的自然灾害之时才会开仓济民，至于平常年份，生老病死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压根不会想到能获得政府救济，所以中国人都热衷储蓄以防万一。而美国是一个真正充分体现着 “民有、民治、民享”国家理念的国家，兼之以长久的、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自然养成了国民敢于充分消费和提前消费的习惯。

　　在6月份的陆家嘴金融峰会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说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第一。郭主席之所以得出此番高论，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中国并不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中国的储蓄率长期以来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查阅到的数据显示，1985年中国的储蓄率在36%左右，1994年开始突破40%，2000年达到高位62.3%，此后逐渐下降，到2007年的时候为48.8%。按郭主席的说法，2012年似乎又回到了52%。

　　如此之高的储蓄率也一直倍受经济和社会学者的关注，金融危机之后，“高储蓄率”这一曾经被赋予体现中国人勤俭持家优良传统的产物，似乎还阻碍了“拉动内需”。于是，政府的各项宣传和政策方向都在鼓励人们多消费。

　　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的高储蓄率？

　　关注美国股市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美国劳工部每周公布就业市场数据的时候，“失业率”就成了主导道琼斯指数涨落的指挥棒，引导着指数的涨落起伏。以前，我单纯地认为“失业率”预示着经济的景气程度，理所当然地影响着投资者对股市的判断。上个月在美国期间，和当地的朋友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却发现恐怕还不仅仅在于此。不论美国政府还是美国民众，对“失业”的敏感度都显著超过中国，而这是源于美国对于“失业”的容忍度要远远低于中国。何以如此？

　　不论在美国的东部纽约还是西部洛杉矶，你都会听到华人对美国人的生活习惯的一个评价，就是——美国人不存钱。“你很难碰到一个美国人口袋里会有5000美元”几乎是一致的说法。长期的经济繁荣以及强大的国家保障能力，可能使得美国人比较习惯“寅吃卯粮”。由此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美国人对失业的容忍度极低。按当地人的说法，他们失业一、两个月尚可用信用卡透支来生活，但失业时间超过三个月，则必需政府的救助，全家人的生活质量也就大幅度下降。如果失业率提高、且不能在短期能缓解，不仅政府财政压力大幅度增大，而且影响选民的选票。正在进行的下一任总统角逐中，现任总统奥巴马就因为糟糕的就业数据而严重冲击了他的连任之路。

　　反观中国，基本上的家庭都会有积蓄，只要不是碰到大灾大难，其家庭积蓄基本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保障。或者即使因为收入低、负担重、入不敷出，自己家庭没有什么积蓄，碰到困难的时候，亲戚、朋友也能用他们的积蓄多少帮上点忙。甚至有人即使失业了也未必见得会去登记失业并领取失业救济金，一方面自己的积蓄能熬一熬，另一方面还考虑面子问题，总觉得靠领救济金生活，是很失面子的事情。

　　作为中国人，我们的确不能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天晴要防下雨”是长辈教育孩子的重要生活理念。尤其是在50、60年代出生的一批家长，经历过“红薯饭、野菜汤”的苦难生活，对生活风险的意识特别强烈。

　　而且，由于我们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也还没有养成生活困难依赖政府的习惯。自古以来，在百姓的生活观念中，交粮纳税是为了养吃皇粮的人，政府也只有在普遍性的自然灾害之时才会开仓济民，至于平常年份，生老病死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即使个人大灾大病也是自己命中注定，压根不会想到能获得政府救济。这也就是我国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远低于民间感受数据的原因。

　　在节俭文化的传统和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的现实环境双重影响下，自然也就催生出中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倍以上的储蓄率。

　　美国是一个真正充分体现着 “民有、民治、民享”国家理念的国家，兼之以长久的、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自然养成了国民敢于充分消费和提前消费的习惯。而且，其完善的市场经济运作体系和制度体系，也保证了美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应对经济衰退的能力和效率都很高。因此，美国式消费存在和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健康地发展，国家能持续保持强大的实力，否则一旦经济衰退而较长时间无法修复，国家的支付能力持续减弱，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可能会爆发的更快、更猛烈。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高储蓄率还起到了社会稳稳定器的作用。如此看来，我们的政府、民众和股市对“失业率”不那么敏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