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暑假，我考进了离家百里之遥的济宁中学，这是一所在鲁西南颇有名气的学校，原名中西中学，就在济宁市著名游览胜地太白楼下，紧挨着一座德国的天主教堂。平时能经常碰到蓝眼睛、大鼻子的德国人进进出出，礼拜天我们还悄悄地溜进去，看他们举行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感到非常新奇。

　　学校东南角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土山商业区，类似于旧北京的天桥，是说书、唱戏、拉洋片、三教九流聚集之地。这里有两个规模较大的戏园子：一个叫逢春，另一个叫四海春。有不少山东梆子和河南豫剧的名演员都在这里演出过，仅我看过的，就有窦朝荣的<<两狼山>>、马金兰的<<提寇>>、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等。此外我还利用节假日在土山听过相声、双簧、山东琴书、河南坠子，课余生活可谓丰富多彩。那时票价很便宜，我享受一等助学金，省吃俭用，经济上还能对付。

　　哪知美好的中学生活刚开始不久，家中便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我母亲因患大出血猝然去世。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我的一位本家叔叔遵奇，突然来到学校，说我母亲病重，要我马上回去。我连忙请了假，带遵奇叔到运河边上的一家小饭馆，吃了碗面条，便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急匆匆地往回赶。当时，斜风横吹，细雨蒙蒙，天黑路滑，不知摔了多少跤，到家已是后半夜了。朦胧间，我突然发现了房前的灵棚，便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娘--”，头脑一阵发晕，顿觉天旋地转，和全家人抱哭一团……

　　待心情稍微平静之后，在昏惨惨的灯光下，我搀扶着老泪纵横的祖母和和四个年龄还小的弟弟妹妹，与悲痛不巳的父亲泪眼相对，不知说啥才好。母亲正当壮年，肩负着全家老少的生活负担；她是那样劳苦而无怨的终日忙碌着，她把全部的爱和她仅有的那点文化知识，都献给那个并不富裕也太少书香的七口之家，心里唯独没有她自己。她的猝然离去，在我们家真如塌了大半个天！这打击委实太突兀、太惨重了，使我们茫然不知所措。

　　为了支撑这个残破的家庭，我大妹妹首先作出牺牲，她放弃了上学就读的机会，把缝补浆洗、烧菜做饭的家务承担起来。我作为长兄，也打算早点参加工作，以减轻家中负担。祖母和父亲也都同意我的这一想法。

　　我小学的一位老师董肃堂先生，不知从谁口中听到这一消息，便风风火火地赶到我家，力排众议，慷慨陈词，极力主张我不但不能提前就业，而且还非得考高中、上大学不可！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他认为我的脑子比较好使，平时虽不怎么用功，但每次考试都在前几名；二是他认为我的作文好，将来在这方面肯定会有发展，不上大学太可惜。肃堂先生和我父亲是至交，深得家人的尊重，他的话对于我们家虽不能“一句顶一万句”，但足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于是祖母和父亲改变了主意：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让我读高中、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