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五年冬天，黄仲则离开安徽寿州（今寿县），远赴京城。自七八岁始便写章作诗，他的天才之名早已在江南广为流传。那些才华盛放、情感缠绵之作，打动了许多人的心。

　　他生活在后世所谓的“康乾盛世”，帝国国势臻于全盛，经济发达，文教昌明。将于下一年出生的皇族学者、礼亲王昭梿，后大加赞美本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百余年，称得上海内殷富。然而，生活在江南地区，上升的机遇则每况愈下。自从十六岁应童子试、在三千人中考取第一名之后，黄仲则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十年。他四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不止意气消磨，身体也孱弱不堪。一面是功名遥遥，一面是生齿日繁——十九岁娶妻后，黄仲则很快有了女儿。

　　在科考之路上攀爬多年无果，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科考移民”上。本朝规定，乡试诸生必须在本籍所在参加考试。黄仲则按例应参加江南（安徽和江苏两省）乡试。这两地向来人文荟萃，参加应试者每科不下两万人。相比之下，参加顺天乡试的人数只有江南的四分之一，但录取名额反而要多。于是，士子们不惜假冒籍贯参加科考。或者，按照规定，贡生、监生，以及由贡、监就职、加捐、候选、候补人员，都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江南士子，包括钱塘袁枚、阳湖赵翼等都走了这条路，黄仲则好友洪亮吉亦两次参加顺天乡试，终于中举。

　　黄仲则早有谋划。一七七六年乾隆在天津开恩科，召试各省士子。黄仲则考取了二等，得到赏缎两匹，然后通过捐纳成了一名国子监生。接着，他进入编辑《四库全书》的四库馆，做一个誊写员。这身份大概稍高于杂役。黄仲则一做就是五年，他希望在此期间结识朝中显要，并等待五年后通过铨选步入仕途。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早衰相毕露。开放政权、选贤与能，科举制度创立之初的内在意义和精神生命已经死亡。于统治者而言，一如龚自珍后来批评的那样，所谓“优天下之士”，不过是“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于读书人，乾隆朝进士郑燮讽刺当时士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个好结果”。

　　黄仲则满怀期望地开始自己的佣书生涯。按规定，他每天要抄写一千字，五年要写一百八十万字。他的工作主要在家中完成，然后每天到四库馆交付勘验。由于誊录生众多，交验之际常常需要排队。毫无疑问，这份工作不适合这样一个才华高迈的诗人。他像其他人一样，再找人代抄。四库馆的工作本无收入，而他却要付钱给代抄之人。

　　此时的黄仲则诗名满京华，与名流们往还酬唱，他短暂地感受到了希望。他托洪亮吉卖掉了家中的薄田和房屋，把母亲和家小接到北京。然而，一个北漂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很快让诗人不堪重负。在他流传后世的诗句——“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中，困顿一望可知。不得已，三年后，他再次把家眷送回南方。三次参加顺天乡试失败后，黄仲则的生活几乎陷于绝境。他不得不依附于戏班乞食，累年所欠债务亦无力偿还。这个曾被老师称许为“廊庙之瑚琏，庭阶之芝兰”的俊才，在氍毹上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迹近癫狂。

　　一七八二年，黄仲则终于在五年期满后，按例得到一个九品主簿，他加捐了八品县丞，在京候选。次年三月，为了躲债和筹备选资，他拖着病体离开京城，投奔陕西巡抚毕沅和其幕僚洪亮吉，不幸中途客死于山西运城。

　　好友洪亮吉听闻他的死讯后，四个昼夜连续奔驰，前去处理好友后事，移灵归乡。洪的友谊，可说是黄仲则凄怆悲凉的一生中少有的温暖之调。在他殁后，洪亮吉回忆一七七二年的上巳节，安徽学政朱筠在采石矶太白楼大宴宾客。二十四岁的黄仲则穿着一件轻薄柔软的白袷，立于日影之中。风吹起他的白衣，如同明亮的风帆。他挥毫赋诗，片刻立就。其他人纷纷辍笔认输。闻讯而来的四方应试士子，聚集楼下传抄诗作。“一日纸贵焉”，洪亮吉用一个关于才华的着名典故，结束了黄仲则一生巅峰之际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