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重解读而忽视解释。受詹姆斯·斯科特等人的影响，学界的农民上访研究大多采用了解读式的研究方法，注重对农民上访过程和组织机制特征的深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描述性概念。这种偏重解读的研究虽然有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农民上访的行为特征，但是对深化有关农民上访问题的深层次、规律性认识的意义有限。

　　陷入意识形态思辨的陷阱之中。社会中心范式下的农民上访研究尽管对于我们理解农民上访的发生、机制和特征大有裨益，但是它本身却被其所固有的价值理念所束缚，从而容易陷入到意识形态思辨的陷阱之中。在这种范式下，研究者很容易将农民上访行为跟民主、权利等大话语关联起来，试图用激情化、浪漫化的想象取代或者化约了严肃的、理性的学理分析。另外，社会中心范式视角的单一化，也难免制约着学者们对农民上访问题的理解，使得他们的研究观点显得过于片面，遮蔽了农民上访问题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实际上，农民上访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撬动国家政治体制的神经，但是，它是否能够成为培育农民的公民权意识、壮大公民社会、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依然为众多学者所疑虑。如申端锋所言：“如果一个精神病患者是因为娶不到媳妇去北京上访，而我们却试图用民主参与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二者之间的逻辑断裂之大的确是有点荒诞了！”裴宜理的研究也指出，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天赋人权和市民社会的观念。学界其它许多研究也同样表明，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很大程度上并不同于政治学中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切不可用民主权利和政治化之类的大话语对上访问题进行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