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斯科特研究进路抑或是农民上访过程与机制的研究路径，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将民主权利话语与农民上访问题关联起来。比如，李连江和欧博文认为，以上访为主要内容的维权行为可能有助于农民公民权意识的培育，从而实现从农民到公民的转变。[4]于建嵘的研究则指出，农民上访行为带有较强的公共性和政治性，它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具体的资源和利益，而且蕴涵着抽象政治权利的诉求。[7]尽管吴毅和应星比于建嵘等人更为注重对农民上访过程和机制的深描和阐释，但他们也在事实上共享了民主权利的话语和价值理念，其对目前农民上访机制特征的理解和苛责，暗含着通过变革现行政治体制达至民主化目标的内在渴求。学者们这一关怀的形成既与信访制度本身的特性有关，又跟一直以来整个社会所型构的有关基层治理状况的印象相连。一方面，信访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倾听民意，体察民情，并加强对地方和基层代理人的监控，在这个意义上，信访制度的设立的确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表征；另一方面，自改革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由于农民负担问题、干部侵权、贪污腐败等因素导致的干群关系恶化给广大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许多人看来，正是因为乡村干部加重农民负担、侵犯农民权益才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农民上访问题。在这一思维路径下，“维权”、“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等等成了理解农民上访问题的主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