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虽反对严刑峻法，但却并非不要刑法，只不过有一个“德主刑辅”的先决条件而已。例如《五经》中的《尚书》，就曾提出安治“百姓”应重视刑法:“在今尔安百姓，……何敬非刑？”孔子也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而且，他还明确提出宽猛相济的理论。《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所以，尽管汉王朝宣扬德治，史籍上仍一再出现他们要求重刑的记载。

　　昭帝时，盐铁会议，桑弘羊便代表汉王朝公开宣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逾矩。”（《盐铁论·刑德》）东汉初年的梁统，也上疏提出“宜重刑罚”，他说:

　　闻圣帝明王，制立刑罚，故虽尧舜之盛，犹诛四凶。经曰:“天讨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罚不衷，则民无所厝手足。”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所以防患救乱，全安众庶，岂无仁爱之恩，贵绝残贼之路也。（《后汉书·梁统传》）

　　又马严也曾要求章帝“宜敕正百司，各责以事，州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并征引《左传》说:“上德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则人望而畏之，水懦则人狎而翫之。为政者‘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后汉书·马援传》）班固撰《汉书·刑法志》则论述说:“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还有，东汉后期的王符、仲长统、崔寔等，同样都提出过重刑。尤其是王符，曾针对“德化可独任”的观点着重指出:

　　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世之言也。夫上圣不过尧舜，而放却四子；盛德不过文武，而赫斯怒。《诗》云:“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是故君子有喜怒也，盖以止乱也。（《潜夫论·衰制》）

　　当然，以上事例，桑弘羊的说法有着浓厚的法家色彩，王符等人的主张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即所谓“叔世用重典”（《汉书·刑法志》载:“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但尽管如此，这也说明在宽猛并施的基本态度下，汉代统治者对于法律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