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汉代以经学治国，许多官吏还能以任法而著称。例如王温舒，迁为河内太守，部吏“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余里”（《汉书·酷吏传·王温舒》）。再如沛相王吉，“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后汉书·酷吏传·王吉》）。更有甚者，某些酷吏还把任法严酷作为经验来告诫后代——

　　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汉书·酷吏传·尹赏》）

　　因而在某些“醇儒”看来，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如元帝时，贡禹就曾愤怒地指责说: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开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穷，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使居大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汉书·贡禹传》）

　　宣帝时，重用“文法吏”，盖宽饶也批评说:“方今圣道寖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汉书·盖宽饶传》。按:即使是所谓“名儒”，其用法亦颇多严刻。如魏相、萧望之、于定国等，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六《魏相萧望之》就曾经严厉批评说:“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恽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为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由此也启迪我们:至少在西汉中期，所谓“德主刑辅”在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刑主德辅”。）再就“酷吏”而言，范晔也感慨说:“汉世酷能者，盖有闻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煊赫。与夫断断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后汉书·酷吏传·论曰》）显而易见，这正是汉王朝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