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汉代法律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从有关记载看，汉王朝已不再像秦代那样一味强调暴力，而是提倡“宽猛并施”，把刑罚与教化相互结合起来。

汉代自武帝开始，统治者根据经学便强调对法律应“宽猛并施”。如武帝明确提出，“劝善刑暴”乃至治之道。因而一方面“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坛，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另一方面，又重用酷吏，极尽其严刑酷法之能事——“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史记·酷吏列传·太史公曰》）甚至为镇压农民起义，竟颁布所谓《沉命法》。《史记·酷吏列传》:“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宣帝也公开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东汉建立后，也同样是王霸并用，宽猛相济。如章帝时，司空第五伦指出:

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诚不可不慎也。（《后汉书·第五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