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3月28日发表署名世界银行前工作人员常盛的文章认为，中国目前作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股东国，应当大力推动世行改革。在不远的将来，不仅应当有中国人作为世行行长候选人出现，甚至可以在世行改革方案中提出世行总部落户中国。事实上，这一想法并非是空穴来风，国际上已经有将世行总部移出美国的声音。

常盛的“世界银行总部迁到中国”设想看似比较超前，但并不新鲜。2008年年7月，美国智囊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公开的一份报告中预测：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总部将来可能迁至中国。该报告称：“国际机构中心将倾向于中国，世界银行的总部有可能迁至中国北京或上海。”

从上述文章或报告中，我们看到，一些人之所以提出世界银行总部迁至中国，其理由至少有三点：

一是2035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到203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赶上美国，2050年中国的GDP(82万亿美元)将达到美国GDP(44万亿美元)的近两倍；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消费的拉动，而不再是依赖出口，即使世界经济总体出现不景气，中国也不会受到巨大影响。第三，中国将在外交、军事、经贸等国际关系中的所有领域成为重要力量。

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一超多强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发生微妙变化。2010年4月，在世行改革之前，美国在世行的表决权为16%，由于任何重要的决议必须由85%以上的表决权决定，所以美国一个国家就可以否决任何议案。改革后，美国的表决权变成了15.85%，很显然美国仍然努力保留了否决权。

这当中，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由2.77%增加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据说有国家主张把中国在世行的份额提高到6%，但被中国拒绝。虽然中国不可能主宰世行，但毕竟完成了从单一借款国向借款国和捐款国双重角色转变。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2008年5月，中国着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被正式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世行自1945年成立以来第一次任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个职务。后来林毅夫又成为世行副行长。

世界银行1944年成立以来，美国作为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一直拥有提名世行行长的权力。不过，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今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名不见经传的韩裔美国人金辰勇为下一届世行行长候选人，而不是之前普遍猜测的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或白宫前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

观察家称，为了缓和许多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世行行长的提名和认命程序，奥巴马提名金辰勇作为候选人似乎在拉拢其他族裔，这显示出美国已从世行“独角”变成了“主角”，下一步还可能扮演“配角”的角色。

这也许就是有人提出“世界银行总部迁到中国”的背景。“假如世界银行总部迁到中国”是许多中国人希望实现的夙愿。当然，我们也不必太认真，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建议，或者一种假设，并不能决定什么。

客观地说，目前中国太需要有新的国际组织总部迁到北京或上海。究其原因是，虽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总部只有两个，与其国际地位不相称。第一个把总部设在北京的国际组织是1997年成立的国际竹藤组织（INBAR），目前有成员国31个。其次是联合国亚太农业工程与机械中心（APCAEM）2002年总部迁址北京。

不过，美国甘愿世界银行总部迁出华盛顿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在经历了半个世纪，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才掌握了世界银行的主导权。现在，我们要指望世行迁出美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世行一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施加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其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