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第5次“中国商业论坛”上，宏观问题组一位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近两年来，一些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民工的工资也大幅度上升，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意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

　　作为同组的发言人之一，我表示不同意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以下是本人的观点（会后有所补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在上一世纪50内代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认为，经济发展是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劳动力几乎呈“无限”供给状态，工资仅仅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成本。劳动力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但是，随著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转移，工资开始逐步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开始向上倾斜的拐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之后，“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农业部门的生产率继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最终，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工资水平大体相当，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整个经济变为一元经济（亦称“刘易斯”第二拐点）。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刘易斯模型的初始阶段：廉价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向城市，从内地向沿海转移，为制造业和以加工为主的出口行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这种劳动力转移本身也在不断提高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但是，近一两年来，一些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民工的工资也明显上升。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今后中国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将会放慢步伐，劳动力供给将不再是“无限”的，劳动成本将会不断上升，从而，GDP的潜在增长率也会下降。

　　我认为，严格来讲，一些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沿海地区民工工资的明显上升不能完全定义中国整体经济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所定义的是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并不是定义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的转移。目前，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转移的速度或许已经放慢，但是，内地的农村劳动力仍然不断向内地城镇转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整体经济中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市速度放慢。

　　此外，“刘易斯”拐点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马上停止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只是表明这种转移的步伐可能会放慢，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马上会出现短缺，只是表明劳动力供给将不再是无限的。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才刚刚达到50%，传统农业部门仍然能够在今后的20年左右为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资源。

　　目前一些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沿海地区民工工资的明显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着积极意义，而不是负面的影响。

　　过去30年里，沿海地区比内地发展迅速，除了其地理位置的优势（便于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还有政策的优惠因素。而近几年来，发展政策正在逐步向中西部倾斜。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速度放慢表明中西部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进展，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沿海地区民工工资的明显上升，一是反映了对过去劳动力收入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补偿，二是对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将起到积极的逼迫作用，三是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增长。

　　一些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沿海地区民工工资的明显上升，可以看作是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在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其本身并不会对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关键是，各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要跟上，进一步增进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为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有利的技术创新环境，为内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